张学良　李兆刚　陈德立　本报记者　邱明全

　　“十一”前夕，记者收到北京卫戍区某装甲团警侦连一级士官张帅飞的来信。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的两页，但字字句句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主人公从身患重症到康复的悲欢经历、团党委“一班人”的倾情关爱、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无不似一排排奔涌的波涛撞击着记者的心扉，难以控制的情感和强烈的新闻职业感促使记者专程来到该装甲团，实地倾 听主人公的讲述，与之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在警侦连班排宿舍里、在团队林阴道上、在连队食堂餐桌边、在训练场上，记者满怀深情记下了经历过生死历程的张帅飞的心灵独白：

　　2002年1月23日，是一个在我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日子。当时，我正在组织新兵训练，突然感到腹部阵阵剧痛，接着鼻孔开始流血，不一会儿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我已躺在了261医院的病房里，团领导、战友们静静守候在旁边。透过他们惊喜又忧虑的眼神，我猜想自己的病一定不轻。果然，第二天我被转院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半个月，陪床的连指导员姜信忠和2名战友没有给我透露一点病情。

　　最终知道自己得了白血病，还是我一次偶然从药瓶上的说明中看到的。当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完了，这是一种绝症。我刚刚21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会要我的命的！我拉着姜指导员的手，拼命地喊：我不想离开部队、我不想死……那一刻，我感到整个屋子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后来听母亲说，当部队将不幸的消息告诉家里时，她当时就瘫坐到了地上……

　　就在我近乎绝望之时，团里各级领导、战友们来到我身边，社会各界的好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的爱心如同一股暖流，重新启动了我即将搁浅的生命之舟。

　　团政委陈德能代表团党委和官兵赶到了医院。他安慰我说：“你的病团领导和全团官兵都知道，大家的心情和你一样沉重。但你是革命战士，一定要坚强，要相信组织会尽一切努力治好你的病。”陈政委的这番话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希望。

　　住院时，我悄悄听到医院专家向团领导介绍说，白血病是当今医学界尚待攻克的难症，惟一的救治办法是骨髓移植，但寻找骨髓配型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如同大海捞针，即使找到了骨髓配型，手术的成功率也只有30%。另外，昂贵的手术费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关键时刻战士有难我们绝不能不管。”陈政委在团党委会上坚定地说。团长靳怀亭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大家很快形成共识，先找骨髓配型，要不遗余力地去找。团领导和卫生队军医分头行动，四处寻医问药。听医生说亲人的骨髓配型成功率高，靳团长急忙安排副团长谢新华、卫生队长路书林从老家接来了我的母亲、妹妹，遗憾的是她们都与我的骨髓配型不相符。听陈政委的司机小孟讲，其后的日子里，陈政委几乎跑遍了北京市所有军地医院。炎热的夏天，他带着地图到处奔波，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每次到医院看我时，我都能从他的衣服上看到块块汗渍。战友们告诉我，那段时间，跑医院、找专家、登网站、查报刊成了陈政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国凡是有骨髓库的地方，他都千方百计联系过。为了我，陈政委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托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个电话，就连一些民间的“土方、偏方”也找来了十几种。尽管每次寻找都历经了从希望到失望的煎熬，但他从没有放弃，始终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咨询着。

　　几个月的时间里，陈政委瘦了一圈；靳团长眼睛熬红了，嘴角起了泡……但每次来看我，拎着水果等慰问品的所有团首长，总是面带笑容耐心地安慰我、鼓励我。见团领导为了我一个普通战士如此操劳、奔波，陪护我的众多战友感慨地说，看到团领导这般关心张帅飞，他们更加坚定了献身国防、建功立业的信念。

　　2002年10月8日上午，父亲兴奋地告诉我，团里通过北京“生命之火”医疗咨询中心，终于在台湾慈济骨髓库找到了与我相吻合的配型。紧接着，为了能让我住进骨髓移植技术一流的307医院，陈政委和路队长又积极与各级卫生医疗部门联系。由于我们团不属于307医院的医疗体系，入住需要总后卫生部的介绍信。他们就一级一级反映情况、一级一级开证明，不到两天就替我办好了一切手续。307医院院长罗卫东对我说：“团领导这样关爱一个士兵，真令人感动！就凭这一点，你这个病人我们一定收。”

　　骨髓配型找到了，我住进了一流的医院，可至少30多万元的巨额医疗费又成了新的“拦路虎”。于是，我的事又一次上了团党委会并形成了决议：一方面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申请专项医疗基金；一方面开展“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托战友生命之舟”的捐助活动；再则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求援。申请书递交到上级卫生部门后，经过团领导做工作，13万元专项治疗基金很快拨到了我就医的307医院。姜指导员告诉我，为了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援助，白天忙碌了一天的陈政委夜深了还在赶写稿件。有一次，他一大早就驱车赶往北京一家报社送稿，由于路上堵车，赶到报社时，当天报纸排版时间已快到了，偏偏报社电梯又出了故障，陈政委一口气从一楼跑到六楼，当他将稿件送到编辑手中时，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场的报社编辑见了无不为之感动。后来，《北京晚报》以《今日“还愿”天安门》为题报道了我爱北京、守卫北京、为北京建设做贡献的事迹及病情，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一个年逾8旬的老红军将毕生积蓄的15万元钱捐献给了我，东直门中学教师邢宝伶躺在病榻上拿出300元钱托丈夫送到部队……

　　我住院后，父亲为了照顾我，辞掉工作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这无疑使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陈政委就托朋友、找熟人，帮我父亲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建筑公司找了份月薪600元的工作，这样既增加了收入，减轻了负担，又使得我们父子得以团聚。

　　各级领导以及战友们的片片真情，使我对生命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对战友情、同志爱有了更深的体验。于是，我向团领导提出了两个心愿：一个是手术后果很难预料，我想到自己入伍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另一个是假如手术不成功，我愿意捐献自己的遗体做医学研究。我的心愿得到团领导的支持和鼓励。那天，陈政委陪我去了天安门和长安街。前几年天安门广场改造留下了我的足迹、长安街绿化洒下过我的汗水，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北京面貌，这一次，我专程“游览”来了。看着游人如织的广场和街道两旁的鲜花、绿草，我十分高兴。我的第二个心愿是在去年春节前夕实现的。那天，在北京市公证处工作人员的公证下，我郑重地在《公民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上鲜红的手印。当时，一旁的陈政委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时间转眼到了今年春天，做骨髓移植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就在我做好一切准备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那名捐献者因出国一时无法捐献骨髓，也就是说前功尽弃，现在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这时，就连医生也焦急地告诉陈政委，我的病情不断恶化，再找不到骨髓配型，错过了最佳移植时间，今后即便找到了也没用了。面对这一困境，有的同志劝陈政委，你已经尽心了，以后的事你想管也管不过来，还是听天由命吧！“父母把孩子送到部队，是对部队这个大家庭放心，我们当领导的就要为战士负责，不能让官兵失望，更不能让家长伤心！”陈政委态度十分坚决。

　　等待的日子漫长而痛苦，但当我回想起那炙热的双手、关爱的眼睛、温馨的话语时，我的忧虑便烟消云散。那期间，连队的战友总是写信或打电话向我表示问候，告诉我连队最新取得的成绩，或是给我讲生活中的开心事。每当捧读他们的来信、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我都像回到了他们中间。这期间，陈政委每周都要到医院来看望我，了解病情和治疗进展情况，并送来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鼓励我写日记，把每天发生的事和所思所想都记下来。如今，我的住院日记已写完了一本，将我的闲暇时光打扮得有滋有味。这一切，都为我战胜病魔增添了信心和勇气。同时，团队领导一刻也没有停止寻找骨髓配型的努力，他们一直在奔波着、呼吁着。面对这一切，我多少次暗暗自语：“我感谢部队，感谢团领导，他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无论今后我的生命之路还有多长，我都是幸福的，我终生无憾！”

　　后来，在陈政委等团领导的多次恳求下，北京“生命之火”医疗咨询中心主任武舒娅被深深感动了，她专程飞往台湾慈济骨髓库，多方做那位骨髓捐献者的工作，终于在今年3月说服他同意回台湾捐献。

　　听母亲说，今年4月2日上午10时，台湾慈济骨髓库的宋女士携带装有1000毫升骨髓的密封箱，从台湾乘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在候机大厅里，陈政委、罗院长等领导焦急地等候了3个多小时。随后，他们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交接仪式，我父母眼含热泪接过了“救命骨髓”。当时，我已经进入医院的无菌舱里等候骨髓移植。骨髓一到，4名全国知名的血液专家便开始给我做手术。移植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手术结束后，我在朦胧中睁开眼睛，透过无菌舱的玻璃窗，看到陈政委和我父母正在焦灼地等待着。见我醒来，陈政委向我会心地招了招手。他们已一个晚上没合眼，在外面等候了6个小时啊！那一刻，感动的泪水再一次从我的眼里流下来：我遇上了多么好的领导、多么好的部队、多么好的社会，不幸中又是多么的幸运啊！

　　经过医务人员160多个日日夜夜的精心治疗护理，我的各项生理机能逐渐得到恢复。

　　9月12日，经医院最后检查，我终于可以出院了。这是我一生最值得纪念、最难忘的一天，也是我的重生日！

　　陈政委手捧鲜花将我接了回来。一进营区，战友们早已排着长长的队伍欢迎我的归来。在鲜花和笑语声中，战友们围过来和我热情拥抱，团领导老远就冲着我招手，人人脸上都乐开了花。面对此情此景，我的父母幸福地哭了，他们边哭边说：“人民军队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目前，我在连队调整休养，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回想从患病到康复的600多个日日夜夜，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感慨，有太多的感激，但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的心情，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感谢团领导和战友们。如果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喻为阳光和雨露，那么我天天都沐浴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阳光中和雨露下，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托起了我的生命之舟。

　　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中，北京卫戍区某装甲团党委“一班人”为挽救一名患白血病战士的生命，克服种种困难，历经千辛万苦，把每一线希望都当作一项使命来完成，最终将这名身患重症的战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赢得了部队官兵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对部队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这个团党委“一班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最响亮的回答，那就是爱战士，把战士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把战士的不幸当作自己的不幸。他们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优秀品质，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的体现，更是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生动教材。———编者（解放军报2003年10月2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