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至1977年，是美国尼克松与福特两位共和党总统执政。在此期间，他们为把美国从血淋淋的越南战场上拯救出来，为了重整旗鼓与有沙俄和蒙古霸权血统的前苏联重新较量，在调整军事战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28日，继中国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中美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在公报中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

　　尼克松(1969年～1974年)是在美国内外交困的时期入主白宫的。上台之年7月，他到关岛对记者发表被称为“关岛主义”的谈话。谈话的思想在后来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得到全面阐述，被正式称为“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提出的背景原因，大致为4点：一是美苏军事力量形成均势，尤其在核力量上苏联已取得数量优势；二是世界出现了美、苏、日、欧、中五大力量中心，美国再也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为所欲为；三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本身出现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危机；四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1944年确定的35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政策停止执行，“金元帝国”地位衰落。“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内容是：(1)美国将信守化的一切条约义务；(2)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威胁，美国将提供援助；(3)其它类型的国家受到“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蛤是在人力方面，该国应“承担主要责任”。从这三点可以看出，“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在不放弃美国的“全球责任”的同时，要求其它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贯彻“尼克松主义”的措施：(1)使越南战争“越南化”，然后最终撤出越南；(2)打开中美关系之门，以华制苏；(3)缓和对苏关系，首次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SATI)；(4)力促中东和平，使苏伊士运河得以重新开放；(5)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支持欧洲统一进程；(6)向日本归还冲绳岛，使“日美安保条约”顺利延期；(7)将美军事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不再谋求充任“唯一世界警察”。

　　福特(1974～1977年)在推行“遏制战略”上，有两项较大举措：一是接过尼克松时期传下的谈判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接力棒”，于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正式签署了建立欧安全的《最后文件》，并继续进行中欧裁军谈判。欧安全最后文件的达成(欧美35国签署)，对推动美苏缓和有重大作用。对美国而言其主要收益是，可以利用最后文件中关于人权和人员、信息、文化交流方面的条款，对苏东国家施加更直接的政治压力,迫其在其他领域妥协让步。二是在推动阿以和平进程中取得一定进展。在美的斡旋下，埃以签订第二个关于西奈问题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从部分西奈领土撤走，埃及允许以色列非军事物资通过苏伊士运河。协议的签订，使埃及进一步靠近美国，美国在中东的“仲裁人”地位是到巩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尼克松、福特两届共和党政府没能接受中国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与台湾断交、废约和从台湾撤军)，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并没有象前两届民主党政府那样想方设法制造“两国中国”、和“一中一台”，这可能与共和党传统上更关心美国在军事上的安全有关。从军事层面上看，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战死官兵5万余人，直接耗资1640亿美元，同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动荡和道德怀疑；中国作为越南战争胜利的一方，虽然支付了物质上的大部分帐单和派出了几十万官兵，但毕竟是一次继朝鲜战争后以较低的成本让美国作出重大战略让步的胜利，在台湾问题上为中国军事安全争得了决定性的利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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