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因写报告文学而著称的军旅作家，历时三年，踏遍青藏铁路沿线和雪域高原，以饱含的深情、独到的思考和创造性的叙述笔调，完成了《东方哈达》这部反映世纪工程青藏铁路建设始末的报告文学。

　　等了二十年就为这本书

　　记者：对于这样一部主旋律的报告文学，你在当初采写时是一种什么心态？

　　徐剑：当中国作家协会在2002年确定由我来完成反映青藏铁路建设这个题材的报告文学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我在过去20年的岁月里所拥有的西藏情缘和对青藏的痴迷都是为写《东方哈达》这本书而准备的。

　　记者：你的西藏情缘是怎么回事？

　　徐剑：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8上西藏了。

　　记者：是什么缘由让你这样关注西藏？

　　徐剑：这要得益于一位老将军阴法唐。他的一生与西藏紧紧相连。我对西藏的认识就是在1985年老人给我讲西藏的宗教、历史开始的。1990年我陪老人走兰州，经敦煌、格尔木，最后到了西藏。我第一次去西藏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恐惧得以为自己的尸骨将留在那里。

　　记者：后来再进西藏，你还恐惧吗？

　　徐剑：后来当然没有了。但西藏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你是一个忧伤的人，面对那片净洁的土地，你会一丝杂质也没有，你会觉得人生可以如此的纯净；如果你是一个傲慢的人，当你面对昆仑山的伟岸，你会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果你是一个迷茫的人，你看一看在路边朝圣的信徒，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三步一磕，就为了心中的一个信仰、一个理想坚定地前行着，你也会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走下去，找回心中的偶像和精神支柱。

　　记者：在那块土地上你找到了什么？

　　徐剑：我找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价值，找到了一种信念、一种执着，也找到了一种真诚。

　　记者：对于西藏本身，你的感觉是什么？

　　徐剑：人。我对那里的人怀着深深的敬意，对那里的边防军人、军嫂，还有芸芸众生，我都充满着感动。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写写那里的人，著名的人、历史的人和最普通的人。所以当2002年准备采写《东方哈达》这本书时，我的机会来了。

　　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情感世界的关注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你开始关注人？

　　徐剑：当时和阴法唐将军进藏时，他告诉我一个触目惊心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修川藏公路平均一公里倒下一个人。当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高原病我们没有认识，也无法进行救治。所以青藏铁路开始修建时，我就注意到了“人”的问题。带着“人”的问题，我采访了许许多多的人。

　　记者：具体来说，你的书中写了哪些人？

　　徐剑：很多人以为一个报告文学，若是题材很好、事件很好，这个报告文学就成功了，恰恰不是的。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情感世界的关注。

　　我在这部反映青藏铁路这个世纪工程的作品中，并没有局限在事件本身，而是更注意了“人”和人的情感。这本书，我用了三条线索在写人：第一条线索就是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青藏梦；第二条线索是普通人的梦，包括那些最普通建设者对生活的期盼；第三条线索就是通过古代和近代的两个女人在人类历史中的交错来叙述这条铁路所凝聚的历史意义。通过这三条线索，我想说明的就是这条铁路不仅只是一条铁路，更是沟通之路、文明之路、发展之路。

　　记者：你说的两个历史中的女人是不是文成公主和一个叫西原的藏族女人？

　　徐剑：是的。年轻时读郭沫若的《文成公主》觉得特别棒，他把文成公主写得太伟大了。所以在西藏之路上，我也不断地追寻着文成公主的影子。在书中，我还写了另外一个女人，在清朝瓦解之时，一个叫西原的藏族女人，随着她的汉人丈夫从西藏走向西安。当我在写完这本书，进行校对时，突然发现这两个女人，一个是王朝的公主——文成公主，在王朝最巅峰的时候，带着政治的使命从西安嫁到拉萨，而1300多年后，当一个王朝即将崩溃时，一个叫西原的藏族女人为了自己的爱情从西藏走向西安。

　　记者：一条青藏铁路和这两个历史中的女人有关联吗？

　　徐剑：它们的关联就是路。他们走过的路和青藏铁路修建的路是一种“沟通”，不仅是地理上的沟通，更是心灵的沟通。我用这两个故事为青藏铁路做了很好的铺垫，即在1300多年的历史长空中，两个民族的沟通。

　　在优雅、平静的叙述中不经意地打动读者

　　记者：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历史中的人，是否也是你在这部报告文学中的一个创新？

　　徐剑：我在文本上的突破就在于我采用了这种边缘文体。我把小说的、随笔的、散文的包括很多的文学手法融入到了报告文学中。这本书没有议论，没有以往我的报告文学里时常跳出来的“指点江山”。我把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叙述化成非常醇厚、非常平静的这样一种叙述——行云流水的叙述。

　　我反省自己从《大国长剑》到《鸟瞰地球》的写作，觉得是有很多缺憾的，缺憾就在于太有激情了。作家是一定要有激情的，但这种激情要有度的把握。过去有人评价我，说徐剑写的报告文学糅着血和泪，当时我因这个评价而非常自豪。但是，今天我写作时追求的是在一种非常醇厚和平静的叙述中不经意地打动读者。

　　坚硬的铁路起了个柔软的名字

　　记者：书名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徐剑：一开始的题目是《铁流昆仑》，太硬了，我不满意。后来一位朋友给我出了个题目叫《连接黎明》，应该说，这个题目离我心中的感觉有些接近了。在这本书开始设计时，一闪念间，一个书名在我的脑袋里出现了——《地球哈达》。最后责任编辑说干脆就叫《东方哈达》。

　　记者：我们也听到一些评论，说这本书的书名不错。

　　徐剑：我给最坚硬的铁路起了一个最柔软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让你想象无限，你可以想象这条哈达、这条铁路，挂在珠穆朗玛上，连接了雪域高原和北京城，这是藏族人民献给祖国人民的哈达，也是祖国人民回赠给藏族人民的哈达。

　　关于写作本身

　　记者：那你对写作本身是怎么看待的？

　　徐剑：我觉得写作是一个让人很敬畏的事业。但在写作时也时常有些疑惑甚至迷失：就是10年、20年后，书店的书架上还会留下你的书吗？那时候特别有一种中年作家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差点把我击倒了，甚至我不想再动笔了。但等我写完《东方哈达》这本书，又有活过来的感觉。我自信地觉得，再过10年、20年，当有人需要找青藏铁路的资料时，我这本书会是他们跳不过去的一道坎。

　　记者：回到青藏铁路的写作，写这本书时，你又有什么感受？

　　徐剑：写这本书，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我找到了青藏高原的海拔，也找到了我文学的海拔。但是还有唐古拉，还有珠穆朗玛，等着我去攀登。

　　记者：这本书有什么遗憾吗？

　　徐剑：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是不是不要写这么长？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