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宁

　　“指挥”的本质是人的意志表达，是指挥者通过被指挥者的行为实现自己的意志。未来联合作战指挥，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仍然是，指挥者能正确地表示和传达意志，被指挥者通过自己行为能及时和完整地实现指挥者的意志。

　　作战指挥内涵在悄然变化

　　一是“众”。指挥和决策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表现为指挥班子参与决策并与若干层次指挥机构共同发号施令。

　　二是“快”。信息技术充斥指挥领域，指挥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迅捷的信息传递方式，能让上级的指令瞬间到达受领者手中，下级可以实时掌握上级的作战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讲，决策速度决定着作战节奏、进程和胜负。

　　三是“准”。信息的数字化，使指挥者的意志从文字图像转化为简单的数字代码，精微的分辨、精准的定位和灵敏的反馈，在指挥者与被指挥者之间建立起一条生物神经机能般准确的链接纽带。下达精确指令已成为

　　四是“大”。信息网络，为指挥控制规模和范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指挥网域已超出地理范围，能够全球覆盖及全球到达。

　　五是“灵”。信息反馈、互动系统的建立，能使滞后及错误的指令得到及时修正，指挥过程的反应灵敏程度，已经到了“触手有感”的地步。

　　六是“高”。现代作战指挥不再完全采取过去那种按层次和能级的指挥方式，统帅部可以直接指挥到基层作战单元，只要形势和作战需要，各种形式的越级指挥将变得很普遍，从而确保具体作战单位和人员能够及时地执行决策者的意志。

　　亟待更新的指挥理念

　　指挥平台必须高度信息化。有了信息化指挥平台，才能有效组织实施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在指挥手段还较落后，尚未摆脱机械化时代指挥方式的情况下，应广纳军地现成的技术和科研成果，制定特殊政策，加快平台建设。在规划和设计上，不要过多顾及“姓氏”和体制问题，谁建构的模式科学、符合现代战争特点和需求，就采用谁的模式。

　　指挥决策必须高度科学化。以往，军事民主是决策科学化的一种体现，而今应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例如，完善决策机制，在允许的条件下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全面优化决策内容、过程和方式方法，使决策更具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指挥方式必须高度智能化。指挥智能化的目的是提高决策速度和指挥效率。决策者要在极短时间内对战局作出判断并定下正确决心，仅靠以往经验远远不够了。指挥方式的智能化，可以弥补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完善决策手段，优化决策过程，提高决策效率。

　　指挥活动必须高度目标化。在作战中对目标的打击变得越来越具体和重要。目标化主要指指挥机构的活动、部队行动的组织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都围绕具体目标实施和展开，作战指挥必须突出对目标的确定、控制，强调指挥功能的指向性，减少做无用功和虚情假势的干扰。

　　处理好指挥领域的若干关系

　　指挥与控制。军事领域的信息化，使控制成为指挥活动的重要内涵。作战指挥的可控性，既是指挥活动本身，又是指挥方式的延伸。现代战争，作战指挥不仅是下达命令，还包括控制作战行动。美军战区司令部指挥机构人员多达两三千人，发号施令的是少数，绝大部分属于作战行动的组织与控制人员。现代指挥手段的信息化，使得指挥活动中控制的成分越来越多，战争结局不仅在于指挥决策的正确与否，还取决于对部队行动和武器系统的控制是否有效。加强对担负作战任务部队行动的控制，使其能够完全按照预定方案行动，才能确保实现决策意图。

　　个体指挥与群体指挥。现代作战指挥，已从个体行为变为指挥班子共同参与决策和指挥，但最终决策权属于职务最高的领导者。在此原则之下，应充分发挥群体指挥即各级指挥机构的作用和效能，增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确保正确的决策落到实处。

　　现代指挥方式与传统指挥方式。信息化指挥平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传统指挥方式完全落后和不适用，在“非对称”作战中，很可能还是一种补充手段。现在的任务是，在吸取传统指挥方式合理性的同时，应确立现代指挥模式，广泛运用信息手段和方式，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能力。同时，加快辅助决策系统建设，随着辅助决策系统的诞生和发展，那种“拍脑袋”的简单决策指挥方式已被淘汰，战争的随机性、突变性和复杂性，对智能化辅助决策系统的要求将越来越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