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古今如此。做人够不够格，固然有很多标准，然而常怀明耻之心，则是不可或缺的。

　　明耻，一直是传统文化中传之久远、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之一。古代的先哲圣贤，历来把明耻作为修身做人的一个较高的境界。孔子曾标举“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等作为教导学生修身的标准。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并且把它作为一切悖礼犯法行为的根源。不仅如此，古人还把明耻与治国相联系，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要领，并说如果“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何等的危言！可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历来都有重耻的传统，把明耻视作知人论世的准则，而无耻则是使人无地自容的唾骂之辞。大之可治国平天下，小之于修身齐家，“耻”几乎已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个标尺。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许多明耻的至理名言，还能读到许许多多明耻的故事。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判史三年间，不取民间的一钱一物，名声颇好。当他离任回家后，发现自己在杭州做了一件错事，即在游天竺山时带回了两块喜爱的石头。他说，如果旅游之人都这么做，长此下去，那天竺山不就“山将不山”了么？为此，他深感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便专门写了一首自省诗，既反思自我，又警示后人。

　　《清野史大观》中曾讲了一个名叫郭琇的人的故事。此人出身寒微，从小发愤读书，立志报效祖国，他经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激励自己，后来考中了进士。在江苏吴江县做知县时，由于没有顶得住官场陋俗的浸染，也开始接受贿赂。郭琇的行为被人告发，遭到一位名叫汤斌的清廉上司的训斥。对此，郭琇感到无地自容，悔恨不已。回到县衙，派衙役们挑来好多担水，他和大家一起动手，把县大堂和他的卧室好好地洗刷一遍，并将“明志堂”书房更名为“明耻堂”，还在衙门前贴出告示：以前的县官郭琇已经死掉了，现在的知县是另外一个郭琇。从此以后，郭琇清廉做官，勇革除弊，把吴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百姓拥护。

　　白居易和郭琇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在知耻这一点上，都表现出了一种胸怀和勇气，这种知耻而后知义、而后知勇、而后知廉、而后知为官之道、明做人之理的精神，令人钦佩。实践证明，明耻是一种觉悟。有了这种觉悟，就能分清善与恶、美与丑、廉与耻，就能自觉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在世俗面前保持一分清醒。明耻是一种勇气。知己耻，才能图强上进，使自我修养进入新的境界。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孟子“耻之于人大矣”一句作了发挥，说“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细想一下，还真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是非颠倒，追腥逐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没有，又与禽兽有何区别？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严格规范了荣誉、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是我们必须努力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一个是非分明、知羞知耻的人，才有可能摆脱低级趣味，健全和提升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