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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观察:新保守主义出现后的世界局势

http://jczs.sina.com.cn 2006年03月27日 13:56 中国经济时报

  俞邃

  跨进新的一年以来,世界局势依然复杂多变,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作为时代精神的主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与谋求合作毕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可是,国家利益的摩擦特别是强权政治膨胀、恐怖主义猖獗,又往往导致国际关系中矛盾丛生。本文仅涉及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美国新保守主义:捉襟见肘

  环顾全球,导致世界局势复杂化的,是美国政策影响下的地区热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际安全环境的,是以美国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大国关系。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安全格局的中心位置。只要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状况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延续下去。可以说,这是“复杂多变”国际形势中的一个最大不变因素。

  然而,美国的霸主地位也在削弱。美国当局起主导作用的新保守主义,无论是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为主要内涵的布什主义,还是标榜结束暴政推进自由的新布什主义,尽管霸气凸现,结果却自陷困境。美国的“独霸型单边主义”越来越明显地让位给“主导型单边主义”,这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第一,伊拉克战争爆发三周年以来,美国损失惨重,截至3月19日死亡人数高达2134人,超过海湾战争15倍以上;美国在伊战上的开销约3300亿美元,接近朝鲜战争时的水平。这场战争引起了美欧矛盾加深,激发了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导致了国际能源争夺加剧,带来了并不如美国所愿的解决朝核问题的新模式。如今美国政府面临伊拉克宗教与政权冲突激化乃至爆发内战的危险,以及美军何时才能从伊拉克撤走的难题。

  第二,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3年攻占伊拉克,美国显示了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超强实力。然而现在,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美国“无所不能的

神话”在涉及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核问题方面不攻自破,接着又凸现伊朗核问题。如果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美国的处境将十分艰难。对待朝鲜核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不得不通过传统大国外交,借助那些曾被它视为对手的国家。

  第三,推动伊拉克和中东民主化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被舆论界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和思想体系已演化成“无法再受到支持”的东西。正是美国的中东民主改革策略,导致了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选举中胜出。美国国务卿赖斯今年2月下旬先后访问埃及和沙特,游说阿拉伯国家停止对巴勒斯坦当局的援助,给哈马斯施加压力,得到的回应与美国的愿望大相径庭。俄罗斯公然邀请哈马斯代表团访问,更让美国恼火。

  第四,美国政府对这种窘境不会甘心。赖斯国务卿2006年1月18日在论述美国“转型”外交时称,布什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说“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最终实现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这一目标”,现在正引领美国走向世界。

  后苏联空间:矛盾交汇

  这可以从俄罗斯现状、“颜色革命”与独联体处境三个角度来观察。

  第一,俄罗斯形势看好。俄罗斯自独立以来,沿着“破-乱-治-兴”的轨迹发展。普京总统掌权后,以经济持续增长和政局比较稳定为主要标志,“衰落”期已告结束。2005年俄罗斯GDP为7700亿美元,人均超过5300美元,正在争取实现普京总统2003年提出的2010年GDP翻番达到万亿美元的口号。俄罗斯经济前景让人谨慎乐观。乐观的理由是政权相当稳,路子比较对,潜力非常大,人心相对齐。谨慎的原因是干扰因素多,其中最难治理的问题,一是车臣祸乱;二是官场、商场腐败,贫富差距悬殊;三是结构调整棘手。

  普京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以维护政局稳定、保持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的“可控民主”,以注重效率、兼顾公平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平衡性”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全方位外交。普京总统2008年任期届满后的去向,俄罗斯政坛正在酝酿之中,不排除出现新的一轮权力之争。人们关注的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普京路线能否延续下去。

  第二,“颜色革命”有所褪色,但不会终结。

  所谓“颜色革命”,某种意义上是苏联解体的延续,是对这些国家没有妥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强烈反弹,同时也暴露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干预、渗透从而与俄罗斯发生冲撞。美国有舆论认为,俄罗斯与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加大美俄之间摩擦的导火索。

  “颜色革命”客观上是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美国策划者本身并未如愿以偿。先后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现状表明,苏联解体后积累的复杂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颜色革命”将其根除。“颜色革命”无法改变它们与俄罗斯为邻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出于能源需要,它们不得不与俄罗斯改善关系。“颜色革命”虽然日渐褪色,但美俄较量将是旷日持久的。

  第三,独联体前景面临考验。独联体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或超国家实体,不能将其与苏联等量齐观。多年来,独联体一直呈多层次、多结构状态,今后还可能更加松散。发生“颜色革命”之后,西方通讯社和俄罗斯报刊有一种看法,认为独联体很快将一分为二,一类是俄罗斯的盟国,另一类则与俄罗斯分道扬镳,由靠拢北约的乌克兰牵头,以“古阿姆”联盟为基础。这个前景虽不能完全排除,但看来还不是“马上”的事情。俄罗斯凭借独联体其他成员国对其能源和债务的依赖,在独联体事务中仍握有一定的主动权。即使有朝一日独联体分裂,围绕俄罗斯还会出现一个范围虽有所减小但合作更加紧密的联合体。

  防止核扩散:任重道远

  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进程一波三折,呈拉锯式。去年六方会谈发表了共同声明,明确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总体目标,并就如何落实共同声明进行了初步讨论,这是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伊朗核问题突出起来。据美国和联合国有关情报,伊朗正在逐步掌握可以转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能源计划获得。3月3日伊朗和欧盟代表会谈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俄罗斯外长认为有关各方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此就可以保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方面表示要把伊朗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对其实施制裁。伊朗方面则称,如果伊朗核问题被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伊朗将恢复大规模铀浓缩活动。伊朗还指出,美国最近与一个不属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的印度签署核协议,美国将向印度提供核燃料、核反应堆和相关核技术,这是采取双重标准。

  对此,中国的立场明确,认为国际不扩散体制应该得到维持,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有责任和义务履行其作出的有关承诺,同时伊朗也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国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当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耐心和建设性态度,为和平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

  大国关系:错综复杂

  当今大国关系呈现良性互动与恶性互动并存的局面。最显著的是,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俄美关系渐行渐远;中俄关系进一步优化,

中日关系继续僵持;中印关系逐渐改善,美欧关系一时难以修复……,等等。

   第一,中美关系有所趋缓。两国进行战略对话,美国对华政策被认为采取了“新现实主义”,即承认中国崛起是一个现实,美国无法用遏制当年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承认中国社会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意思是中美关系存在多种可能性;将中国定义为“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用意是将中美关系推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舆论认为,美方代表佐利克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是把问题抛给了中国。

  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两面性,“接触加遏制”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两者并用。我们面临一个如何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关系与反霸权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合理的做法是不去无端挑战美国的特殊地位和相关利益,既要诚信地与美国发展国家关系,又不因此而弱化甚至放弃反霸权主义的斗争。

  台湾形势与中美关系至为密切。2月28日陈水扁违背台湾主流意志,公然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对此美国的态度有时似乎明朗,有时却很暧昧。

  第二,中俄关系进一步优化。中俄关系较好地做到了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文化上互通,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方面互动,遇到复杂问题时互商,遭受意外困难情况下互助,从而达到利益上互赢、双赢。双方在经贸、科技、能源、运输、核能、金融、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及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有一定市场,但不是主流。深化中俄关系,关键在于互信。2006年在中国是“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是“中国年”。一切活动都要把增强互信作为主题。普京总统3月访华,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方面为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中日关系需打破僵局。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正如舆论指出的那样,日本当局以为只要依傍美国就能成为“正常国家”,或当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顾邻国的利益甚至不惜做出损害邻国利益的事情,结果越来越自我孤立。中方始终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按照胡锦涛主席关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目前的关键是,日方应该做出相应努力,切实遵守中日之间三个政治文件确定的重要原则,改变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和错误做法。

  第四,俄美关系渐行渐远。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对俄罗斯采取弱化其综合国力、挤压其战略空间的政策造成。美国认为俄罗斯“日益成为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导致美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失去潜力。尽管如此,俄美之间的合作还会继续,这是各自的利益需要,双方存在着利益交汇点。

  欧洲拉美:景观奇特

  欧盟内外受挫与拉美出现“反美轴心”,堪称两大奇观。

  第一,欧盟如今陷入困境,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无疑是首要的。欧盟宪法在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时受阻,民众考虑的首先是有关他们自身的利害,如就业问题、贫富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等。这些内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被经济全球化、苏联解体等外部因素所牵引。

  导致欧盟陷入困境的外部因素,存在着两重性。欧盟既是在对抗苏联的条件下出现,又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不断受挫,以至欧盟今后的扩展,还会遇到苏联解体的遗产——吸收和消化原中东欧国家和原苏联一些共和国乃至俄罗斯加盟的问题。欧盟越是扩大,包袱也会越发加重。欧盟既是当初得到美国的支持,如今又是受到美国的制约,今后还要在同美国的较量中谋求发展。欧盟既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诞生,又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受挫,今后还要在应对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和适应全球化的趋势中发展。而全球化对于欧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这个惟一超级大国作用的结果。

  随着欧盟的进一步扩张,包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复杂前景将是一种难以避免的选择。当然,不能因为欧盟受挫,而低估了它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二,拉美一些国家与美国矛盾加剧。近几年拉美出现“查韦斯现象”,在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左翼政党领导人纷纷通过竞选上台。他们有共同点:几乎都出身贫寒,都有独特而苦难的人生经历,同情贫苦大众;奉行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仇视社会不公,向贫穷宣战,反对寡头政治,反对独裁,并主张民众应该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主张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竭力促进拉美一体化进程。

  至于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各种评估。例如:其一,“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取得过一定成效,却是一个错误药方,最终耽误了拉美经济,致使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成堆;其二,古巴和委内瑞拉被美国称为拉美的“邪恶轴心”,在美国压力下,这个轴心非但没有瓦解,反而结成兄弟等等。鉴于美国目前无暇顾及拉美,布什政府如何稳定“后院”,在拉美“推行民主”,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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