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优待抚恤工作是翟振华在组织处当干事时分管的工作之一，他建议在作战部队中配发军人身份牌。

　　翟振华难以忘记自己曾处理过的两件事。2001年11月，张家口电厂一位退休干部孙宝文找到翟振华，要求落实政策。孙宝文是河北青县人。孙宝文老家村子的古戏台上埋葬着3位当年解放青县牺牲的烈士。他从小就记得这3个烈士墓。多年过去了，坟包越来越小，但烈士的情况只字片语也未曾留下。他退休后坐不住了，决定查出这3位烈士的姓名、籍贯，看能否找到他们的亲属，将他们安葬回乡。孙宝文找了很多部门、媒体，反被当作上访人员推出门外。辗转之下他找到北京军区组织处，翟振华立即协调各部门配合孙宝文调查3位无名烈士情况，半年过去了，仍是毫无头绪。当地民政部门将烈士遗骸起出，遗体早已腐化，线索全无，只好火化后重新葬入烈士陵园。

　　第二件事是2003年12月，北京军区空军一位离休干部白希瑛找到军区组织部，希望将自己的哥哥、战友白希瑜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希瑜烈士 1918年出生，1937年参军，1942年6月12日在反击日寇扫荡中，英勇牺牲于河北省顾头村，牺牲时为正营职作战参谋。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善后工作无法妥善处理。白希瑛提出要求后，河北省民政厅专门派人查找白希瑜烈士的安葬地点，但因当地历年来多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烈士的坟墓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已难以找到确切的安葬地点，最后只得将白希瑜烈士生前的部分遗物以衣冠冢的形式，安葬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这些事情促使翟振华注意到了军人身份牌，“如果有身份牌，我们就有可能知道墓中埋葬的烈士是谁啊！”翟振华说：“简简单单的身份牌，体现着一种科学管理，一种政府对军人救护、援助，以至多年以后仍寻找牺牲者遗骨的承诺，体现着社会对踏上战争之路的军人的关怀。”

　　长期以来，中国军队沿用前苏联军队的做法，在

　　但是现代战争中，这种方法的缺陷已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官兵伤亡时，很多已经血肉模糊、肢体不全。我军现有的身份标识，极易被焚毁、腐蚀和损害，已经不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需要，亟需对官兵的身份标识进行改革。“考虑到我军以前没有正式配发过身份牌，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先在师以下作战部队中配发，等条件成熟以后，再在全军配发。”翟振华说。

　　“即使在现实的和平条件下，我们也需要配发军人身份牌。”翟振华说。近年来，解放军参加国际反恐、维和、救援等事务的机会逐渐增多。国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