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重远单枪匹马组织600人起义

　　1948年仲夏，“重庆”号载着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的60余名学员驶向香港。这些学员是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派至英国学习舰艇和接收舰艇的。军舰驶进港口，一位国民党驻港少将便来到舰上，要求水兵们作好准备，参加内战。听完讲话，大家普遍感到不安。但有一名19岁的水兵却另有想法：大家的迷惘和躁动对地下党展开工作十分有利，回到国内要尽快和组织取得联系。

　　这名青年叫毕重远，是“重庆”号上的地下党员。早在1943年，他就在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下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后来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党组织让他潜入

　　“重庆”号归国后不久，组织上找到了毕重远。1948年9月初，南京玄武湖畔，毕重远向组织汇报了在“重庆”号上组织起义的想法，得到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有关领导的支持。他们指示毕重远：“见机行事，策动起义。”这次任务对于毕重远来说非常艰巨，不仅要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600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而且这艘军舰是国民党觊觎扭转败局的头号战舰，工作环境的险恶可想而知。

　　在航行中起义的计划落空，在停泊中起义又遭到强烈反对

　　面对复杂的形势，毕重远多了一份同龄人所没有的冷静和沉稳。他开始脚踏实地作着一步步的铺垫。他仔细研究了舰上的情况后，觉得如果要在舰上进行策反，唯有走“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他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

　　战事的发展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使得不少水兵从思想上开始动摇，军方的严厉压制和国内的民不聊生更是令全舰士兵愈发觉醒。此时，毕重远已经开始联系颇具正义感的陈鸿源、几次逃亡未遂的于家欣和渴望进步的王颐桢等人，一起谋划起义事宜；又通过争取活动，前前后后吸收了27人，组成了“士兵解放委员会”。

　　为了掌握舰上的全部轻武器，以便控制住舰上的主要部位，制服可能遇到的反抗，毕重远找到了存放全部武器的司令走廊，并与值更的好友调换了岗位，摸清了舰上武器的状况。

　　1949年2月初，传来军舰将前往青岛执行任务的风声，毕重远非常高兴，因为倘若在航行中起义，一切启动舰只等事项都免了，如果自己争取到留守司令走廊，武器获取不成问题，顺利的话，只需半夜便可将船开到已解放的烟台。

　　谁料天不遂人愿，军舰刚出黄浦江口，便抛锚待命。不久即有消息称“重庆”号即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这样航行中起义的计划将难以实施。毕重远和几位骨干在281雷达室召集“解委会”成员，想说服大家冒险停泊起义，不料遭到刚刚加入的一位士兵的拼命反对：“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会议不欢而散。

　　形势刻不容缓，他们作出了按计划起义的抉择

　　这次事件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他一面向不可靠人员散布起义策划终止的消息，一面制定了十分周密的具体方案。筹划起义的其他几位骨干对20岁的毕重远在谋划大事上显示出的老练和成熟，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

　　2月23日，副舰长突然离舰，前往南京海军部。舰上议论纷纷，说是舰方已闻起义风声。毕重远感到情况更趋急迫，必须当机立断，不然几个月的准备将付之东流，部分起义分子还可能惨遭迫害。“解委会”决定在2月25日，即毕重远值班时发动起义。

　　就在他们忙碌之际，突然出现了一系列有利条件：舰方决定2月25日下午2点半移动锚位，而移动锚位又必须提前发动军舰主机和电罗经。这样，起义时以假命令发动军舰就不会引起怀疑了。停泊起义最令人头疼的事基本解决了，加之较难对付的副舰长离舰，都使2月25日成为非常有利的时机。

　　2月24日晚，“解委会”在281室召开会议。与会人员只许进，不许出。起义者们依旧分歧严重。毕重远认为，在此紧急关口，没有时间坐而论道，有几人愿意行动就几人行动。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表决方式使这帮热血青年及时作出了按计划起义的抉择。大家一致同意2月25日凌晨1时30分行动。

　　当时针指到1时15分之际，毕重远发出开始起义行动的信号。大家各司其职，快速行动起来。一个多小时后，起义者控制住了“重庆”号，而这时绝大多数水兵还在睡梦之中。敢作敢为的陈鸿源更是按照“解委会”的决定，将20多颗102毫米的炮弹堆在一起，准备一旦起义失败或是军舰搁浅，就将军舰引爆，决不让它再为国民党效力。

　　2月25日下午，突然发现一艘美国军舰，全舰进入一级战备

　　军舰出吴淞口，起义者们都松了一口气。到了2月25日下午，哨兵报告发现一艘美国军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毕重远同舰长商议后决定如遇拦截，就以最高航速，边走边打。舰上所有的火炮和鱼雷发射管一起对准了由远而近的美国军舰，然而美国军舰并没有发起攻击。经辨认，这只是一艘运输舰。

　　2月26日黎明是令人陶醉的黎明。烟台解放军炮兵发现，国民党军舰有人在挥动手绢。烟台警备区作训股长刘元兴前往联络，在听完毕重远的介绍后立即将这惊人的喜讯报告给烟台市委和胶东军区。胶东军区又把这次光荣起义电告党中央。此时，起义者们终于实现了最理想的目标，把这艘著名的军舰送到了人民手中。

　　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在30多年后回忆往事道：“毕重远同志是我党在‘重庆’舰上的一粒火种。没有这个‘星星之火’，就不会有‘士兵解放委员会’，也就不会有‘重庆’舰的这次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