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徐涛，是在河南省南召县汽车站的电机房里。敦厚，朴实，满脸的汗水，工作服上到处是油污，让人很难将50多万字书稿的作者与他联系起来。只有他鼻梁上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才让我努力地想像出了一个伏案疾书的身影。

　　1978年，徐涛初中毕业应征入伍，新兵训练还没结束便投入了保卫边疆的战斗，在炮火的洗礼中实现着青春的誓言。1982年，他退伍回到了南召县。从退伍的那一天起，徐涛便萌生了写书的念头，他要写自己亲历的战争，写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到县汽车站报到时，站领导看他有文化又机灵，且政治素质过硬，想让他到办公室工作。徐涛当然知道在办公室工作提升快，进步容易，但他也清楚办公室事务繁杂，他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心愿。于是他主动要求当了一名又脏又累但空余时间较多的水电工。

　　工作后，徐涛拿出全部的业余时间，一门心思投入到对那场保卫边疆战争的回忆和研究中。1987年，经过5年努力，19个章节、近20万字的书稿《战争追溯》终于完成了。书稿出来了，他的对象却告吹了！原因很简单，人家不想嫁给一个“写字机器”。家人为此向他提出了严正警告：要是再写下去，就把书稿给烧了！

　　困难没有动摇徐涛继续写作的信念。他悄悄把书稿藏在战友家里，仍然加班加点“偷偷摸摸”地写。时间一长，家人也无可奈何，只得默认了。1996年，经过对台湾问题进行了整10年的研究，他又完成了30万字的《激动统一纵横谈》，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稿《请君听我说一声》。

　　在这期间，他娶妻生子，并搬到了单位分的20多平方米的宿舍楼。他在卧室一角用木板隔了一个小房间当作书房，一张小床，一张桌子，稍有闲暇便闭门笔耕。15年里，他光笔记本就用了113本，草稿纸也堆了3米多高。他戒烟戒酒，每月400多元的工资，除供养妻子和孩子外，他把抠下来的钱都用来订报刊、购书、买纸张上……

　　1996年11月，他曾将书稿寄给相关出版社，却因为内容敏感而不能公开出版。面对不能出书的无奈现实，他并没有放弃。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又把50多万字的三本书稿重新整理了一遍。

　　在徐涛那不足10平方米的简陋

　　告别时，我和他紧紧地握手，那是一只曾沾满油污也曾下笔千言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