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廉

　　人类战争在经过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后，目前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战争形态的改变，使得指挥形态也随之发生新的、质的变化，无论是指挥主体、客体，还是指挥的重心、效用，在不远的将来甚至现在，都将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和位移。

　　指挥主体从将帅个人向“网络群体”位移。冷兵器时代，指挥主体是将帅，作战指挥领域的对抗和斗争主要表现为奇袭敌方首脑机构，或通过力量威慑，隐真示假等，使敌方将领产生疑惑或畏惧心理，以达到破坏和瓦解敌军指挥活动的目的。到了热兵器时代，特别是机械化战争时代，战场上参战力量越来越多，结构日趋复杂，仅靠将帅的个人能力和行为已难完成全部指挥工作。于是，司令部应运而生，指挥主体也由将帅对将帅，逐渐演变为群体对群体。时至今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特别是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这种对抗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它不仅仅包括传统的指挥员和机关参谋人员，而且还包括由各类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知识密集型的辅助决策群体。目前，在发达国家军队里，指挥机关中占多数的并不是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而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比如，在美军高级指挥机关中，计算机硬件维护和操作人员约占40%，作战运筹分析和自动化指挥管理人员等约占30%。

　　由此可见，

　　指挥对象从“人”向“人机系统”位移。过去的战争，受军队结构和武器装备等的限制，作战力量成份相对简单，技术含量不高，为了增强与敌方对比的力量优势，往往要加大战场上兵力的投入量，一次战役可能投入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胜负的关键亦主要取决于对人的有效指挥。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特别是智能化水平等的不断提高，武装力量愈来愈成为一个“人机(武器系统)”高度融合的系统，两者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互为依托。其中，人虽仍是这一系统的主体，但其主导作用的发挥特别是放大，更加有赖于机器。离开对武器系统的控制，单纯的以人为对象的指挥活动将无以实施。因而，指挥者不仅要关注下级指挥员及其战斗员的行动，更要关注对武器系统的指挥控制。由此，“人机系统”将作为一个密不可分地统一体，成为作战指挥活动的主要对象。

　　指挥重心从“决策”向“控制”位移。以往的战争，指挥的对象主要是人，军队战斗力的发挥，也主要是通过指挥员对所属人员尤其是战斗员的指挥，由他们直接控制武器系统来达成。因而，指挥员只要控制了战斗员，就能保证武器系统按照指挥员的意志发挥作用，指挥员活动的重心，自然会放到如何正确谋划和决策上。

　　信息化战争中，随着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战斗员对于武器的操控由过去的身体力行、直来直去，更多的变为依托各类信息指令进行间接的操控。由于信息具有共享性，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与之相应的武器系统。因而，一方指挥员要想让武器系统按照自己的意志发挥作用，不仅要指挥所属的战斗员按照统一意志、统一命令行动，还必须有效防止它们被外来力量所控制。这种指挥过程中的控制活动，一方面体现在所属战斗员能正确接收指挥信息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战斗员对其武器系统的信息控制上，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尽管“决策”仍将是指挥活动中的关键环节，但对人员及武器特别是战略和战役武器系统的直接和有效控制，将显得十分重要和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