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口述史的概貌看，可主要划分为3大块：其一为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口述长征。其二为长征将士群体口述长征史。1936年8月5日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编辑出版“长征亲历记”征稿。编者从征集到的20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100篇，定稿时名为《二万五千里》，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红军中高级将领。1942年正式出版时的书名为《红军长征记》，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其三为新中国成立后撰写发表的回忆文章和传统教育材料、报告，主要有周年纪念回忆文章、将帅回忆录、地方史采访记录等等。目前，当年亲历红军长征的在世老人都已高龄，有关长征的口述史基本上可以说是到了最后“封顶”阶段。这些口述长征的文章已成为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研究长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适时推出了《谁最早口述长征——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一书。本书编著者陈宇重点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记述红军长征最具影响的几部著作，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述长征的首批著作，是宣传和研究长征史的核心文献资料。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解读陈云《报告》和施平《英勇的西征》；陈云假托军医之口说长征——解读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国记者报道红军长征——解读范长江《成兰纪行》和《陕北之行》；系统介绍长征的经典连载报道——解读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记述长征——解读勃沙特《神灵之手》；国内最早详细介绍长征全程的文章——解读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外国记者最早采访长征将士的口述史诗——解读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红军将士群体撰文回顾长征——解读红一方面军编《二万五千里》。

　　真实性、史料性、权威性，是本书选文的亮点。

　　最早口述长征，意谓着离长征最近，对一些具体史实的描述，可能就更真实而清晰。如本书的开篇之作，陈云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其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史学界以往对陈云在1935年6月从长征途中的大渡河畔抽身离开红军队伍赴莫斯科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对陈云是如何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和红军情况的，报告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文献记载。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的工作人员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委托，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的协助下，终于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又发表了新近发现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其史料价值的重大仅从解密遵义会议的情况就可见一斑。红军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但长期以来对这次会议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这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个世纪，党史界对会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核心问题就是鲜见有文献资料。陈云的《报告》，把遵义会议决定的最主要的内容作了介绍，这就是，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陈云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作出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选录讲述红军长征的原始记录，是本书别具特色之处。

　　如本书所选陈云的文章既有《报告》，又有他赴苏前，在1935年8月于上海以“廉臣”之名而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他巧妙地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很可能是考虑到了如何在国内应付国民党军警特的盘查，以便将此文顺利带出国境），详细生动地记叙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川康交界之天全、芦山期间的传奇经历，是较为系统记述长征的范文。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红色史著中，多把此文当作经典文章刊载。该文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如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救济贫穷老妇的感人一幕；如红军仅凭6只破烂之船渡过金沙江。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很难令人相信。试想千军万马，没有严密的组织，稍不小心，小船就会被湍急的水流所倾覆，而船只稍有损失，就会大大延误渡河时间，红军彻夜渡河，而无任何闪失，怎不令人慨叹哉！全文写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极具可读性和感染力。展现了陈云很高的文学修养。

　　本书选文既有红军将士的记述又有如范长江等记者的采访见闻，还有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记述的长征。

　　1935年，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年仅26岁的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只身赴大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久，当这些通讯报道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续再版7次，一时风行全国。范长江从记者的角度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1934年10月初，勃沙特等外国传教士在贵州黄平县旧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6军团当作“间谍”扣留。在随军生活1年多后，1936年4月他被释放，几个月后他撰写了有关这段经历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于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在伦敦出版发行，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

　　提供著作的背景资料，引入相关的研究成果，一一解读所选之文，是本书的导读功用。

　　多年来长征口述史的研究和发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已直接凝固为长征史，有的链接了已知史实之间的空段，有的拾遗补阙，极大地弥补了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佐证长征史的研究也有了拓展，通过互相印证，校正偏差，纠正了一些几成定论的谬误。加之编著者为研究和写作曾八访长征路，作了一些细致的考证。这些都为本书历史文献资料的汇集、注释和解读提供了帮助。

　　本书还专门附录了“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篇”。所列篇目基本囊括了70年来口述长征的主要作品，由此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口述长征史的基本脉络。为了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本书配有插图270幅，有许多珍贵资料图片是首次发表。诚如编著者所言：“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是研究长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不掌握这些资料，就无法全面了解长征，更谈不上深入研究长征。

　　长征，是精神力量之宝藏，有着讲述不完的故事。我们可以展望，随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各项纪念活动的展开，人们必将更多地关注长征事件、关注长征精神，也必将更多地关注记述长征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