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中我们不知要讲多少个、听多少个故事。大多数故事都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能在内心留下一些涟漪的并不多。下面这个故事却不一样，它是我在10年前听到的，竟然波澜至今。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时遇上堵车，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大家在班车上闲聊。旁边一位战友给我讲起一件发生在他们家乡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他大伯。故事发生那年，他大伯还是个只知胡闹的孩子。

　　他大伯说，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有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顺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日本人把孩子们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孩子们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哪个孩子不知道糖好吃。

　　哪个孩子不知道不吃好吃的糖所带来的危险。

　　这位战友问他大伯：当时你们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他大伯回答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比喻，不会升华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更没有谁觉得自己也是英雄。他们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

　　我为那些孩子们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彼此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或许这就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了、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一个民族有了这种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脉，又怎么能够堕落，怎么能够被黑暗吞没。

　　战友说，这是他大伯偶然想起来的事，想起来，就顺便讲了，想不起来，便没什么可讲。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平淡无奇。他大伯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让写书本的、写电影的知道，应该上书本、上电影。写书本的、写电影的也不会知道。在那个穷山僻壤无人知晓的村庄里，人们每每聚集在好不容易看上一次的电影前，为银幕上演出来的壮举惊叹不已、唏嘘不已，却无一人觉得身边也有什么事情值得闹个沸沸扬扬。

　　我反复在想，为什么至今无法忘记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概念是小康，是国际化，是市场全球连通、资源全球配置、资金全球流动的全球化进程和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故事的主角和他们的后代今天很可能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是需要希望工程对他们多加倾斜的对象，也可能已是先富起来的一代，问题是今天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故事吗？

　　地球那一面一位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为地球这一面我们的这个故事无意中作了个注脚。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3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4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self-esteem）。他进一步阐释说：“这种‘集体自尊’在表达之时，部分地取决于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自我是通过移位于他者才能认识自我的。”以我那位战友的大伯为代表的当年那1000多个孩子，也许没有一人能够明白什么是“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什么是“自我是通过移位于他者才能认识自我的”，他们只是用自己下意识的举动，画了一条在村庄里做人的底线——“集体自尊”最终得以实现。我们今天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心灵约定、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做人底线了吗？当年1000多个孩子画出的这条“集体自尊”的底线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做人底线？任何时候、任何民族如果只讲利害、不讲尊严，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如何真正的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60多年时间过去了。河北邯郸西部山区的那个村庄里，当年的孩子长成和长辈一样苍老的庄稼人。看看电影看看电视，比比那些在奥运为国家夺金、在太空为国家争气的各路健儿，庄稼人也许觉得心里惭愧。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为国家拿过一次冠军、争得一次脸面。他们不知道，这块土地上多少像他们一样默默无闻的生命在大山里一样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真英雄是那些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