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领域是科学技术最敏感的领域。历史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总是最先应用于军事目的，军队始终是时代科技的集合体。进入高技术时代以来，军事领域中的这种技术先行效应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武器的加速发展开始紧紧追随科技的突破速度，几乎与之并驾齐驱，并强劲地推动着兵力结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发生变革性的转型，推动着军队战斗力不断向高级状态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一思想对军队战斗力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军队战斗力系统是一个按照特定体制编制、指挥控制、战术方法武装起来的具有职业素养的人员和各种类型的武器组成的复杂系统。但其要素可以简单归结为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之所以称之为要素，是因为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战斗力的生成都无从谈起。战斗力要素中任何一方面的素质与状态发生变化，都会对战斗力的生成模式与能量聚集产生重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影响。而战斗力要素的素质与状态的提升，如：武器装备的质量与水平的提升，军人的素质能力、体制编制、军事思想、战术方法的演进等等，无不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武器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其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的发展过程和累加过程。从冷兵器时代跨越到热兵器时代，武器的进展实质上反映了

　　在战斗力生成的过程中，武器效能是属于相对容易确认的、可测算的要素。提高军队战斗力，加大军事技术投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数量，是军队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而追溯军事技术的发展轨迹，“实际上，除了十九世纪的某一段期间，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20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则直接规定了武器技术突破的方向和速度。在“技术决定论”的视野里，一个国家能否抢在其潜在敌手之前把前沿技术运用于军事目的，获取武器优势向来具有首要的战略意义，近20年来，美国就一直在谋求领先对手两代、领先盟国一代的武器技术优势，战争史上，也的确存在着被严格的保密措施掩盖的、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武器决定战争战局的战例。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科学的国防科技发展战略，优化军事技术结构，研制“撒手锏”武器，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技术后发的军队而言，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快转变我军战斗力生成模式，必须高度重视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发展的自主创新，努力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力争在一些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必须强调指出，技术优势转化而来的武器或武器系统的列装还不等于战斗力，武器只有融为战斗力体系，才能为战斗力的生成做出贡献。在战斗力体系中，人历来是第一要素，武器战斗效能的发挥水平固然受限于武器本身，更主要是掌握和使用武器的人，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人的素质能力，尤其是科技素质能力决定了武器效能水平的发挥。

　　军人的素质是包括思想政治、智能技能、心理和体能素质在内的综合体，是一种基于先天生理条件，经过军队环境的教育和陶冶所形成发展起来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性及其基本品质结构，它可以外化为一种精神状态，更重要的是可以转化为一种履行职责的能力，即战斗力。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战争的形成和发展，军事对抗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密集的知识、技术的较量，交战双方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智能技能的差距，将使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发挥大相径庭，产生巨大的战斗力鸿沟。实事求是地分析，相对于思想政治素质、心理和身体素质方面的传统优势，当前我军官兵的智能、技能素质是个薄弱环节，提高广大官兵的基础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同样是当前我军建设的一项急迫的战略任务。

　　当然，广大官兵智能技能素质的提升，是个复杂而长期的工程，涉及公民科学素养、兵员素质、学历教育等社会文化建设层面，但归根结底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强学习。当今时代，高科技本身也是一个衰减急速的领域，固守已有知识，对任何人而言，都将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风险。历史地看，善于学习，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向来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发挥这种优势，重视科技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坚持科学精神，从信息化对抗实践中找到战斗力生成的科学方法，对于转变我军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高技术、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技术技能复杂，学习和实战的难度增大，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投入更多的精力，尤其不能固守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时代的学习与操作经验，以传统的经验标准量度学习效果。

　　依靠科技进步转变战斗力的生成模式，优化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军队的体制机制也是重要的方面。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对实现科学发展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论上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重要得多。”（T·N·杜普伊：《武器与战争的演变》）技术决定战术，战术反作用于技术，战斗力的最终发挥依赖于技术装备、作战理论和编制构成等诸要素的能动组合和运用之上，这就是战法战术。历史地分析，战术发展也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的过程。战术的创新必须与科技创新和武器的更新同步，当新式武器大量装备部队并成为主战兵器时，无视这种变化，因循守旧的作法足以损耗掉任何一支军队的荣光。当然，战术的革新通常是在熟练和精通武器装备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信息化战争日益显现的今天，对于广大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员而言，不仅要掌握新的技术技能，还应当研究、创造新的战术，提高信息化对抗条件下的指挥能力和驾驭战争的本领。

　　除了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等要素以外，影响战斗力生成和发挥效果的具体因素还有很多，如指挥艺术、士气、凝聚力、纪律、部队传统、地形和天候，以及阻力和偶然性等等，这些因素通常难以测算，但有时却非常重要，甚至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处理好这些因素，转变和优化战斗力的生成模式，保证官兵在复杂的信息对抗中冷静、机智地处置偶发情况和不确定性，以超常的心理意志能力保证战斗力的持续生成和发挥，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在教育和训练中发挥管理的作用和效益。军队管理作为一种巩固和培养军队战斗力的“软科学”，在方法和管理控制设备方面，与科学技术尤其是系统科学领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提升管理水平，同样需要依靠管理科学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渗透到战斗力生成的方方面面，成为战斗力系统整合和功能优化的黏合剂和倍增器，充分发掘这种优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发展、生成和发挥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