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际均(退役陆军中将)

　　本文提要

　　●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感情，国防决定民族生存。

　　●机遇与挑战、发展与风险并存，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

　　●要围绕国家战略行动能力，抓住重点，不浮不躁，踏实进取，以守成姿态行开拓之业。

　　●战略机遇期具有客观性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个民族的振兴首先是精神上的振兴。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武装和理论指导，任何机遇期都会失之交臂。

　　战略机遇期是个历史范畴。对战略机遇期的认知、把握与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它是从国家战略高度，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是战略思维、科学决策与历史机缘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用科学发展观来认识与把握战略机遇期，其重要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战略思维与决策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战略思维与决策的底蕴和根基；国家与民族利益是战略思维和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合理而有效的战略管理体制机制是科学决策付诸实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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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机遇期具有客观性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并非像有人说的永远都是也永远都不是机遇期。战略机遇期大体是国际环境对于国家安全与发展比较有利的一段历史时期。例如：在军事上，相关大国被其他战略方向牵制，无暇他顾。在政治上，相关大国忙于处理国内或其他方向的矛盾，其对外控制和影响能力相对减弱。在经济上，国际经贸进入高涨期，有利于发展外向贸易。在地缘战略上，相关大国与之有共同利益或相互借重与利用等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新加坡，都是利用这种历史机遇期实现快速发展的。

　　我国当代的战略机遇期是和超级大国的战略扩张期重合的。我国在搭上经济全球化快车道的同时，也要承受全球化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负面影响。但是应当看到，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世界发展的积极方面(经济、贸易增长，文化交流等)，我国是热点；世界发展的消极因素(恐怖主义、干涉主义、核扩散等)，我国不沾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深得世界人心。甚至对我国为了自身安全而加强国防力量，除了极少数国家叫喊“中国威胁论”外，大多数国家是理解和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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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机遇期既然是个客观事物，那么就有一个主观认知和把握与利用的问题。有历史机遇但没认识把握，等于没有。机遇对各方是同等的，但利用效果是不同的，其本质是竞争性的利用。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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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与挑战、发展与风险并存，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只要发展就会遇到挑战。一百年来，西方列强传统观念中的中国，就是一个老大落后衰弱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强大很不习惯、更不舒服。新中国成立后，遇到的所有挑战，都是外部对我国发展的反弹。它从另一个侧面激励和肯定我们的成就。资本主义就是弱肉强食、欺软怕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史密森协定使布雷顿森林会议订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使美国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对此各国都逆来顺受。近年来，中国工人拿低廉的工资，为世界提供廉价日用品，某些国家还无端对中国又是制裁，又是逼人民币调整汇率。个别人主张只有追随超级大国，向它低头才能获得机遇。这至少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俄罗斯最初曾实行全面融入西方的政策，得到的是什么？最后普京总统不得不收回数百家原来的国有企业，制定矿产法，保护国家战略资源。“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滋养了北方大国的繁荣，自己却濒临社会与经济的崩溃。于是，查韦斯总统断然宣布委内瑞拉转向社会主义；莫拉莱斯总统一上台就宣布“社会主义是玻利维亚和拉美的希望。”他们都是看到自己国家吃了大亏之后才明白过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才使“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

　　建国后，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朝鲜战争。然而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战略胆识，把抗美援朝战争变成中国走向民族自信、自尊、自强、自立和取得大国地位的历史机遇，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的发轫。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当年的新中国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八线岿然站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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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战略底线，争取和平发展环境。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感情、国防决定民族生存。博弈理论告诉我们，降低利益底线，就是把好处让与对手。战略底线要以实力做后盾。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基本价值观不容许受到侵犯。没有国家主权何谈民主自由？经济发展并不完全等于国家安全。中日甲午战争时，按GDP计算，中国比日本高得多，但清王朝政治腐败，军事力量弱，以致丧权辱国。我国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纠纷多，面临的现实威胁重。为了抓住和延长历史机遇期，发展经济与国防，在坚持战略底线、不失原则的前提下，与有关国家寻求共同的战略利益。有的问题是通过谈判平等协商解决；有的是分清轻重缓急，调整顺序加以解决；有的是在我们国家发展强大的过程中自然消解(例如二战胜利后，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中国要收复香港，不经过战争是办不到的。但几十年后，我们用一国两制解决了问题，就是因为中国强大了)；有的是通过有准备、有把握的果断处理局部危机，获得整体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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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的机遇期与随机性的机遇期都要抓住不放。经济全球化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机遇期，但前景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随时可能出现我们可以抓住和操作的机遇。布什奉行单边主义；小泉坚持“皇国思维”，在亚洲四面树敌，都是源于对自己的历史自卑、文明自负、霸权情结、扩张惯性。《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当年日本如果不是疯狂的东条英机掌权，而是一个同样反动但行事稳健的俾斯麦式的人物决定政策，日本就可能不去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可能就仍会作壁上观，并继续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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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只提供给有准备的一方。根本的准备是教育与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改革。具有针对性的准备，则是建立在科学预判基础上的超前的战略预置。现在是一超压天下，多极见端倪，好戏在后头。信息化时代的国际环境，从不利到有利，或从有利到不利的转换迅速，研判和调整时间短，亚洲金融风暴便是典型的例证。必须事先有应变的准备与部署。军事战略上向有战略预置的做法。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命令八路军一部主力南下苏北，打通与新四军的联系，以打破日伪顽妄图把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限死在黄河以北加以消灭的阴谋。其后又部署重点发展山东根据地，作为日后抢占东北的战略枢纽。四年后，我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都是经过山东进军东北，争取到先机之利。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时，毛泽东预断形势可能逆转，急调四野主力北上，成立东北边防军即后来的志愿军，这些都是英明的战略预置。

　　国家发展战略同样需要战略预置，以预防国际形势逆转和经济机遇期突变。例如确立外汇储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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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改革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是最大的安全，也是保持和延长机遇期的根本办法。美国现在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搞军民一体化的经济体制，对国防科技工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中国的风险来自安全利益与国家实力的差距。落后就要挨打，崛起必遭遏制，分散必然倒退。军工企业不能盲目引进市场机制，靠私有化无法建立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才是根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弱军能够战胜强军，条件是弱军必须有强项，而且要大于强军的弱项。社会主义的强项就是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中央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战略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要从顶层设计搞起，按照系统工程要求实施，建立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和战略产业。祖国的统一大业一旦受到威胁，外国是否介入，干涉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外国的政策，更取决于我们军事斗争准备的程度和反击决心与手段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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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期的把握和利用，始终伴随着必要的变革，同时要警惕和避免被误导。例如在追赶新军事革命中，我们当然要重视信息化带来的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但应对高技术战争的挑战，并不要求每个国家采取同样的方式。美军在进行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建设中，既有弯路，也有浪费，更有争论。如果没有把美军改革的路子搞清楚，包括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就盲目跟进，甚至把美军的弯路、浪费和连美军务实派都不能接受的主张照搬过来，并据以对我军转型、建设信息化军队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那就会自己误导自己。我们必须坚持信息化建设要落实到战斗力的提高上。科研装备和军工部门的任务是加紧发展新武器装备；部队的任务则是从实际出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高昂的战斗意志，立足于在现有装备条件下作战，研究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的战法，认真进行使用现有武器装备并充分发挥其效能的训练。在没有可比性的条件下，对外国的东西要避免单纯的理论上的抄袭和形式上的模仿。

　　经济改革也是如此。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也是社会矛盾突出的高危险期。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说：“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一系列关于经济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懂得如何不被经济学家所蒙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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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机遇期始终伴随着不确定性。军事上从对抗互动、危机升级到战争爆发、战局转换，战场主动权的争夺，无一不是在解决不确定性中发展的。定下决心就是选择的终结、对不确定的否定。最佳方案只有一个，合理方案则不止一个。敌我双方是互动的，自己的最佳方案也是对手重点准备对付的，有可能变为不是最佳方案。过去把不确定性作为消极因素看待，其实所有辉煌战例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都是在克服和利用不确定因素中取得的。战线越是固定，双方情况互相明了，不确定性越是减少，战争艺术发挥的余地越小，如中世纪的城堡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都是如此。反之，越是存在不确定性，战争艺术发挥的余地就越大，如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运动战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就把战争艺术发挥到极致。

　　战略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是坚持底线与保持弹性，掌握回旋余地，让对方摸不着打与不打、何时打、在什么方向打和怎样打。战役战斗对不确定性的利用，就是“不规则、无定向”，哪里好打在哪里打；或者把主攻方向选在能同时威胁对方几个目标的地点，使其备多力分，防不胜防，从而使自己掌握战场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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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振兴首先是精神上的振兴。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有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人民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武装。要纠正那种金钱万能、私有万能、合资万能；道德失范、信念缺失、虚夸浮躁的社会不良倾向。诸如把狼牙山五壮士从教科书中删除，让秦桧塑像站起来这类怪事，反映了一些人不正常的社会价值取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不要忘记，我们是以先烈的血泪洗面才得以容光焕发的。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武装和理论指导，就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任何机遇期都会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