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殷占堂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从2004年春天开始，笔者断断续续寻访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当年的那些“日本八路”多数已经去世，少数健在的又年迈体弱，在家中或医院休养。可有一位老八路——山下好之先生虽年近八旬，仍很健康、活跃，为日中友好发挥着余热。

　　笔者最早结识山下先生是在2004年东京的“三光作战调查会”的演讲会上。那时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抗日战争》。由一位老八路在日本讲这一内容，真是令人备感真实和亲切。为了准备演讲，山下先生查阅了日中两国大量的资料，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与会者作了生动细致的演讲。这样的演讲共有10来次，历时半年多。这对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每次演讲结束后，笔者都会邀请山下先生到附近的咖啡店继续讨论提问。先生总是笑眯眯地回答我的问题。

　　他被八路军武工队俘虏后又参加了武工队

　　山下好之先生1944年4月从山口县宇部市工业学校毕业不久，便被强征入伍。当时日军因为在各地战场吃紧，兵力不足，所以在国内不分老幼乱抓壮丁，连十几岁的学生也难逃充当炮灰的命运。山下入伍后，很快就被送到驻扎在上海的第1海军军需部服役。8月的一天，他与其他9名士兵奉命从上海往青岛运送一船武器和弹药，不想在山东沿海遇上了台风。船在靠近海阳县海岸时触礁。眼看就要没命，大家只好跳海逃生，好不容易爬上了岸，刚想找个地方避避风雨，全部10人就被八路军的武工队俘虏了。

　　这些丢了武器的新兵吓得浑身直抖，因为他们听长官说，一旦被八路军生擒，肯定会被杀掉。可是八路军不但没杀他们，反而给他们发服装，让他们吃热馒头、喝鸡蛋汤，还让他们好好休息了两天，然后由一位会日语的干部给他们讲解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战争的本质及日军必败的理由。当时山下听了，又新鲜又惊疑，反正不杀俘虏是相信了，但心里仍然惦记着逃跑。过了几天，他们被送到驻在莱阳县的“反战同盟胶东支部”。

　　胶东支部的多数成员为日军战俘，经教育后同中国战友并肩战斗，成为一支特殊的反战部队。支部的负责人渡边三郎、小林清当年也是在与八路军交战中被俘，后来经过教育，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脱胎换骨，成为优秀的反战先锋。小林清还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循循善诱地开导他们、说服他们，渐渐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才能尽快地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他们才有希望早日回到日本与亲人团聚。山下好之等几个人在胶东支部学习了一段时间，又被送到滨海地区大店村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山东分校去学习。

　　在工农学校的半年多系统学习和认真思考，山下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心情也十分舒畅。这里就像是个大家庭，大家相处就像亲兄弟。这比起在日本兵营中天天挨打受骂好多了，此时的他心甘情愿地想为

　　新中国诞生那天他泪流不止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100多万名战俘和日本侨民需要安置。这时迫切需要懂日语的干部，山下好之奉命火速赶到了东北的安东(今丹东)，在部队的后勤部、

　　1953年，山下好之未能如愿奔赴朝鲜，却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了两年多汉语和政治经济学，1955年又被送到上海

　　他培养出来不少“中国通”

　　中日建交之后，两国各方面交流也多了起来，山下好之这位“中国通”更是繁忙。他深感今后亟需会汉语的人才，必须使更多的日本青年人学会汉语。他的想法得到了大东文化大学校长香坂顺一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在文京区开办起了中文教室。20世纪90年代他又在日中友协江户川支部的支持下，开办了第二个中文教室。他在这两个教室教书快有20年了，培养出来不少“中国通”。

　　笔者去江户川区教室采访时，教室负责人平泽一二告诉我：“山下老师不仅教我们中文的发音和写作，还结合他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中国的民俗、地理、历史、经济和政治。他还组织学员到中国去旅游，一是检验一下我们汉语的实用能力，二是到他战斗过的地方去怀旧，看望战友、同学，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当我问起山下好之先生，为什么要培养“中国通”？山下笑笑说，您知道真心诚意搞日中友好事情的人多数是去过中国、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可是这些人现在都已经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啦。日中友好是个长远的事业，必须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想后继有人，必须从年轻人抓起……

　　今年9月，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山下好之和十几名日本籍老八路及他们的夫人、子女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北京参加庆祝大会。这些人回到日本后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盛况，讲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叙述他们与中国人民一起的战斗经历。山下好之说：“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当年是中国军队拯救了我们。我们参加了八路军，是我们一生中最幸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