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年8月10日，瑞典海军刚刚建成的战舰“瓦萨”号在无数观礼人群的欢呼声中缓缓下水。这艘69米长、1200吨重、装备了64门大炮、雕刻了700多尊精美神像的帆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豪华的战舰。雄心勃勃的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希望凭借这艘战舰，一举扭转其海军在与波兰的争霸战中的不利地位。就在这时，一阵强风袭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瓦萨”号船身猛然倾斜，在众目睽睽之下沉没。

　　今天站在斯德哥尔摩街头，人们已很难想像这个美丽平静、与世无争的国家，曾如何在大航海时代称霸波罗的海；古斯塔夫二世的大军在“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中曾如何深入德意志，大败天主教军队，在国际关系史的开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瓦萨”号1961年4月24日被打捞出水，完好如初地保留在瓦萨沉船博物馆。今天面对这艘沉船，让人惊叹的与其说是古斯塔夫二世的“武功”以及瑞典历史的荣光，还不如说是在打捞过程中现代瑞典人表现出的还原历史的虔敬心态，以及他们保护文物的精湛技术。现代瑞典人并不是从“国耻”或者“荣耀”这种沉重的视角来看待“瓦萨”号的。就仿佛1628年沉没于波罗的海的不只是一艘战船，更是一个民族国家对权力的无尽追逐。古斯塔夫二世去世后瑞典由盛转衰，并在19世纪初彻底退出了欧洲列强争雄的舞台。到今天，这个国家已经200年没有爆发战争；作为欧盟成员以及“申根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有形和无形边界似乎也在消失；在国内，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连续执政。没有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富足。权力与安全，这些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念兹在兹的概念，在今天的瑞典似乎离人们那么遥远。用“后现代”来描述当今的瑞典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可以说，1628年伴随“瓦萨”号沉没的，是一个“现代的瑞典”；1961年伴随“瓦萨”号出水的，则是一个“后现代的瑞典”。

　　国际关系理论中向来就有循环论和进化论之说。循环论者悲观地认为，“国际关系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改变自身的根本性质”，而进化论者则乐观地“相信历史的进化，相信人能够推动历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分歧，构成了美欧矛盾的深刻根源。

　　“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简洁而有说服力。但是与所有简洁的说法一样，这个区分难免要牺牲一些复杂和特殊的情况。

　　也许所谓“后现代”的欧洲，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单纯”。表面看北欧似乎已没有传统安全问题了，可是跟瑞典的将军们交流，发现他们也一样在担忧波罗的海的海军实力平衡问题。瑞典学者们可以轻松地拿丹麦人、德国人、

　　所谓“现代”、“后现代”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即“后现代”是一种更加“高级”的发展阶段，“现代”国家最终一定会发展成“后现代”国家。问题是，如果不是冷战时期美国提供的北约这个安全保护伞解决了欧洲国家之间的传统安全问题，如果没有苏联这个西欧共同的敌人，欧洲还会走向“后现代”吗？欧洲的“后现代”是一个特殊现象，还是一般现象？

　　最近，欧洲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循环论的动向。法国和荷兰否决欧盟宪法后，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梦想变得遥远；法国连绵的骚乱又显示，“后现代”的欧洲碰到了新的认同问题。6月4日的《经济学家》以名画《马拉之死》为封面，封面文章则是《死掉的欧洲》；学术刊物如《生存》的秋季号也刊出了《危机中的欧洲》专题；《外交》11／12月刊则有文章在讨论《欧洲的终结》。笔者不治欧洲研究，对此没有发言权。但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观察者，“后现代”了的欧洲会走向何方实在是有极大理论魅力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瓦萨”号仍然充满了象征意义。在水底333年的岁月里，大量硫元素进入“瓦萨”号的橡木横梁。出水40年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硫元素正在被氧化，并与水蒸气结合形成硫酸，不断侵蚀船体。“后现代”象征的“瓦萨”号是会继续陈列在博物馆，还是被腐蚀，这是一个值得长久关注的问题。（达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