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踏上了去陕北的汽车。当汽车路过石嘴驿乡时，我看见一块土灰色的石质纪念碑从车旁一闪而过，依稀辨出，石碑上有“路遥故里”几个字，我的心就再也无法平稳跳动。

　　我没想到，这块极其贫瘠的土地就是作家路遥生活的摇篮。

　　举目眺望这一片充满沧桑的土地，我试图洞穿埋藏在其中的、被岁月遮盖的“人生”故事。我似乎看见了一个与“高加林”命运相同的路遥向我走来……

　　当路遥写出《人生》时，我曾想：一位从陕北农村走出来的后生，与一批循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人生轨迹走入文学队伍的青年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将是怎样一种竞赛？这对于7岁就被过继给贫穷伯父的路遥来说，对于遭饥荒时为了母亲硬是拉下脸面撑起腰杆讨饭的路遥来说，对于每星期要背3天干粮、到周三又由母亲赶15公里路程再送后3天干粮的路遥来说，该以何等的毅力去追赶？他选择了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之路。

　　苦斗，并不能概括路遥的创作状态。他用一枝廉价的圆珠笔，为人类带来了中国西部土地的声音。《人生》、《平凡的世界》之中的人物，是路遥对于中国文坛的奉献。那些被土地纠缠着、消磨着、围困着的人物，在“忠实”或“背叛”土地的选择中痛苦地挣扎着……生发于路遥笔端、源自于路遥灵魂的“高加林”们，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成了“都市”与“乡村”之间一个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参照人物。应该说，路遥是以土地“代言人”的身份进入中国作家队伍的；他又以作家的身份，开始在现实意义上阐释土地。他在中国文坛的“浮出”，其意义几乎接近1852年美国文坛出现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2000年5月间，我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并虔诚地拜谒了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斯托夫人的故居。斯托夫人故居位于美国康涅迪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森林大街77号。这幢楼房有17个房间，有宽大的前廊、后廊、餐厅、卧室、儿童室。房屋中的大部分家具装饰都是斯托夫人自己设计的。故居中，至今还摆放着斯托夫人旅行欧洲带回的纪念品，诸如拉斐尔的油画《金翅雀玛多娜》、雕塑《米罗的维纳斯》等等，还有出自斯托夫人之手的大量油画、水粉画。环绕房屋四周的花园，体现了斯托夫人对维多利亚时期植物的热爱与熟谙。据故居管理人员介绍：“这幢房子，按照当时的标准属于朴实无华。”

　　朴实无华？我对这个评语大为吃惊。

　　那一刻，我想起了中国作家路遥的故乡。路遥的故居至今坍陷在陕北高原的山凹里。只是因为一些不肯忘记他的人筹措了一点资金才立起一块石碑，以纪念这位为中国农民代言的作家。

　　有人曾告诉我：路遥的被“发现”，完全出自一位延安作家——曹谷溪的慧眼。因为曹谷溪的帮助与举荐，路遥从此开始了他光彩四射的创作生涯……

　　2001年底，我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时，恰巧遇见来自延安的老作家曹谷溪。老先生身板硬朗，语音洪亮。交谈中，他只字不提自己发现、推荐路遥之事，而只兴味极浓地与我拉“陕北家常”。浓重的、略带鼻音的陕北话让我在北京的大饭店中找到了“乡音”。

　　2002年夏季，当我第6次赴延安采访时，曾在路遥就读过的“延安大学”门前伫立。路遥的母亲在他离世3周年之际，把他的骨灰接回家乡，隆重安葬在母校一座名叫“文汇山”的山头上，并修建了一座墓园，立了碑。碑文上记述了路遥的生平、文学业绩。多年后，我拜谒路遥墓园时，只见树木繁茂，枝叶婆娑，墓园内新添了石桌、石凳。据说这些石桌、石凳正是当年出版《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陈泽顺先生所捐赠。石桌上刻着“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题词。如今的“路遥墓园”已是野花满坡，紫色的炒面花、蓝色的勿忘我、野苜蓿、木瓜瓜……灿然一片。

　　伫立在墓园前，我又想：假如没有曹谷溪的慧眼，中国文坛会有一个名叫路遥的作家吗？也许，在陕北清涧县的深涧、塬垴中的小村庄里，只是有一位名叫王卫国（路遥的本名）的年轻后生像所有的陕北农民一样在年复一年的企望中，长大，衰老……

　　踩着清涧县的土路，我的思绪追赶着清涧县的后生们求索的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