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的经历，接受锻炼和考验的机会不少，但最难忘的却只有两次：一次是1978年作为随队记者，参加了中国、伊朗国防登山队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报道；一次是1979年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报道。这两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都是军报给我的。

　　在当年军报的记者队伍中，我自认为业务并不是很拔尖儿，属于“中不溜儿”的那 一类。那次报道登山，记者处领导几经斟酌，觉得我比较年轻，身体比较棒，又出生在山区，吃苦精神比较强，让我去锻炼锻炼有好处，于是一纸电报把我召到了北京。那时，我任军报记者虽已7年，但接受如此重要而又艰险的采访任务还是头一回。报道那次登山的新闻记者有20多位，而军人就我一个。队伍开进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因不适应高山缺氧的恶劣环境，有一大半记者陆陆续续被送下了山，剩下的不足十人。登山队的医生也几次动员我下山，理由是我的心脏有异常反应，可我觉得自己是军人，关键时刻不能当逃兵，就咬咬牙挺过去了，一直坚持到登山活动结束。就是那一次，有位中年记者牺牲在登山途中。我庆幸自己没有让军报的领导和同志们失望，发回编辑部的稿子都见报了，算是较好地完成了任务，经受住了考验。

　　登山归来仅大半年，边境的战事开始了。那时我在军报驻武汉军区记者站工作，奉命随军前往。记者处交给我的任务是随后来任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所在部队行动，那时张万年是副军长兼某师师长。我当时虽表态“决不怕死，保证完成任务”，但内心深处还是挺紧张的。第一天蹲在自己挖的猫耳洞里，心里总是嘀咕，下一发炮弹会不会就掉在我的洞前，越想越害怕，一夜都未合眼。不过，经过了两三天的折腾后，竟然一点也不害怕了。开战后的第二天，我就跑到了张万年所在师的前方指挥所，提出要采访张副军长。他对记者特别客气，领着我钻进了一个猫耳洞。我俩席地而坐，他掏出烟来，我们边抽边聊。张万年对部队的表现非常满意，介绍起战况来特别兴奋，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记了满满几页纸。这次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不允许公开报道。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儿，觉得不管能不能公开报道，采访都不能放松，该写的稿子照样写，写好后存起来。战斗最激烈的那几天，我几乎天天都带着师、团新闻干事在几个阵地上来回跑，采访到了大量生动感人的素材，并陆续写出了一批稿子。那篇后来反响比较强烈的战地通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就是这期间我蹲在猫耳洞里写出来的。后来允许公开报道了，我们采写的那些稿子派上了用场，源源不断地发往报社，我也成了其间发稿量最大的记者之一。战斗结束后，部队给我报请了二等功，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多高兴，因为我觉得，比起亲眼见到的那些已经牺牲和受伤的部队官兵来，我有点受之有愧。聊以自慰的是，我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济南军区前卫报社原社长李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