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多次路经古北口，都是透过车窗匆匆看上一眼两旁山上孤独的长城箭垛和烽火台，直到这个秋天，才与它有了近距离的对视。

　　燕山自西迤逦东来，至此中断，形成了这个隘口。沿河隘道是沟通山南、山北的主要通道，北通承德，南达密云可入北京，也是古时由冀北和内蒙古东部南下而至华北平原北部的重要路径。“乱山如戟拥孤城，一线人争鸟道行。地险东西分障塞，云开南北望神京。” (清·纳兰性德)古北口城关，仿佛在窄窄的山谷安了一把锁。古北口当此要道，且近在京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攀上古北口西侧的卧虎山，远望

　　古北口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在今天的古北口，一不留神，还能踩到燕国工匠打造的砖石。汉代驻兵戍守，以防匈奴。五代时这里称虎北口，金代称留斡岭，并于贞祐二年（1214年）在此建铁门关。明代初，沿山筑长城，形成今日长城的规模，并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在口边建城，叫营城，立守御千户所，防御亡元蒙古残余势力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入侵。

　　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的长城建造者们当然希望这条防线无比坚固，明朝的皇帝们更是修长城的爱好者。建筑史上有“汉冢唐塔朱打圈（读如‘倦’）”的说法，“打圈”者，修城墙也。可见明朝人是修筑各种防御工事的行家里手。然而，纵是“打圈”高手，也难保王朝安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部俺答入寇，明军与俺答战于古北口。俺答暗遣精骑走间道，从左面的黄榆关迂回到明军后方，明军惊慌溃逃。俺答便进了古北口。从古北口到北京一百多公里，沿途竟无明兵守卫，俺答得以长驱南下，逼近北京，京都大震。俺答大肆焚掠三日后，复出古北口而去。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严嵩还说过这样的话：“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自去。”意思是京畿作战，与塞上不同，如果战败，则难于向皇帝隐藏真相，所以，应当明令诸将，不可轻易出战，待俺答抢掠兴尽之后，他自然就会退兵了。“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奸佞当道，想要让王朝挺起脊梁也难。

　　又过了许多年，满人崛起，明朝的边墙烽火又起。崇德元年(1636年)，关外的皇太极派阿济格统帅军队绕过蒙古，突破长城，到了北京周围，56战皆捷，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撤退的时候，到了长城的冷口，阿济格率领他的军队，“艳服乘骑，高奏凯还”，俘获的人畜排了几十里地，过了四天才过去。临过冷口之前把树上树皮劈了，留下一道白茬儿，上写四个大字：“各官免送”。大大羞辱了大明皇帝一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羞辱明朝皇帝的王朝，末了也沦落到被人羞辱的狼狈地步。1860年，北京城外一阵炮声、几排乱枪，咸丰皇帝便把偌大的北京城丢给了英法联军，带着慈禧去热河避难，古北口自然是必经之路。古北口啊古北口，它怎么也想不到，连皇帝也会逃难!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当年皇太极率领清军入关时何其威风，可他的子孙却在长城的注视下扮演了逃兵的角色。

　　长城无法保住修筑者的江山。冷兵器时代过去后，长城更是失去了它的防御功能。今天，一群又一群的后人，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来瞻仰它，到底是看重它什么？难道就是这横卧荒山野岭之上的秦砖汉瓦，这饱经风霜的残砖碎石？

　　在古北口长城脚下，意外地看到了杨令公祠。

　　小时候听杨家将的故事，对杨老令公并不陌生。宋太祖年间，杨业任代州知州。公元986年，杨业作为副帅率军北出雁门，与辽军血战，收复朔州、应州、寰州、云州。回撤时，杨业主张避免与新胜之辽军决战，率部北出应州，虚张军势，吸引辽兵主力，然后大队出关，接应义军和百姓，主帅潘美等不但不采纳杨业的正确建议，反诬杨业惧敌，力主正面进兵，而自己又不为先锋，杨业只好从命，率部奔赴前线。临出发前，请潘美等派伏兵于陈家峪（今朔县境内）接应。杨业率部至朔州东与敌相遇，被困，突围后退到陈家峪，不见潘美派兵接应。杨业拊膺大恸，率将士力战，手刃辽兵数十人，中箭堕马被俘，绝食三日而死。杨业死后，潘美等极力掩盖杨业的功绩，并推卸自己的罪责。经杨业妻折氏上书力辩，宋太宗才降旨追赠杨业为太尉中书令，谥“忠武”。这段历史，被后世演绎为精彩感人的杨家将故事代代流传，那是人民对英雄的颂扬和赞美。

　　杨业是在山西雁门和大同一带与辽军拼杀，并未到过古北口，在此看到供奉着他的祠堂，不免感到突兀。更没有想到的是，为他建祠的竟是他的敌人——辽王朝!

　　那是1025年，辽圣宗耶律隆绪敕令，在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古北口，建起了这座金碧辉煌的祠堂。人们尽可以理解为辽王朝以此粉饰太平，收买人心，然而从为昔日劲敌树碑立传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契丹主对战败了的英雄仍然心存敬意。

　　九百多年后的一个初春，战火又在杨令公祠跟前燃起。1933年3月，侵华日军逼近古北口，以飞机大炮猛攻，试图一举攻占古北口要隘，威胁北平。中国守军与敌激战，苦战经月，使日军不能前进。战至最后，中国守军七名士兵携一挺轻机枪据守在一座小山头上，封锁着日军前进的必经之路。日军以数百人的兵力反复强攻，均被七勇士击退，日军前后伤亡百余人。恼羞成怒的日军动用飞机、大炮反复轰击，小小的山头几乎被削平，阵地成为一片火海，七名壮士毫无畏惧退缩之意，仍以子弹、石块还击，直至全部牺牲。这种血战到底的精神使敌人也不得不敬佩，日军将他们的尸骨合葬在一起，墓碑上题写“支那七勇士之墓”。

　　又是一座为敌方的英雄立的碑!

　　一座祠，一座碑，立在古北口长城脚下，为这段长城平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长城，从来就不只是砖头石块的长城，而是人的长城。长城边的风云舒卷开合，无数的英雄如花开花谢，一个个泣血的故事埋藏在每一块长城的残砖里。英雄之死的历史记载着人们所景仰的壮烈，英雄不死的传说则承载着人们对壮烈的景仰。也许可以这样说，不是长城的砖石使之雄伟和崇高，而是凝固在长城上的英雄和壮士的血，成就了它的伟大。

　　“到此令人思猛士，天高万里鸣弓绡。”（明·唐顺之《咏古北口》）行走在苍凉的古北口长城上，我在想着长城上曾经的悲壮。秋风吹过枯叶的哨声中，似乎还可以听到曾在这里血洒疆场纵横驰骋的呐喊；明亮得耀眼的秋阳下，仿佛又看见戍守边关的那些年轻而渴望安详与幸福的脸庞。（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