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霖出书了。在我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认识晓霖十几年，从新华社到中央电视台，从巴勒斯坦到巴格达，在我印象里，他一直是一个勤勤恳恳、多才多艺的“新闻动物”。2000年10月，我率摄制组赴巴以地区采访新一轮巴以冲突。其间，我们得到机会到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总统府专访阿拉法特总统。

　　由于当时的局势很乱，从以色列到加沙地区不仅要通过检查严格的关口，而且一路上 很不安全，没有熟悉情况的人接应是很难想象的。而当时在加沙的中国人除了外交官就是新华社派往那里的一位“孤将”——马晓霖。于是，我的这位新华社同事便成了我们的接应。

　　记得当时见到晓霖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上面形容的“新闻动物”——风风火火、身穿一件印有“新华社”和“中国”字样的摄影背心、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最令他自豪的就是吉普车上留下的几处巴以冲突的弹痕（那可见证了晓霖的生死啊）。那次的采访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采访的前夜我们还在晓霖的驻地兼办公地“暴撮”了一顿加沙式的海鲜大餐。离开加沙当天中午，他开车冒着以军的枪弹和巴勒斯坦示威者的石头和燃烧瓶的袭击，送我们通往埃雷兹检查站的危险地带，然后又穿过硝烟返回了独自坚守3年的加沙城。

　　后来，晓霖回国并担任了新华社主办的《环球》杂志的总编辑。2003年，我在央视新闻频道开办了一档国际时事谈话节目《国际观察》，他也成了我们栏目经常邀请的专家。这中间，我也通过各种途径拜读过一些他的文章和两部有关中东巴以关系的大作——《巴以生死日记》和《穿越生死线》。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如他。记得我曾经问他，又当总编，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到我们的栏目当嘉宾），何来时间和精力得以如此高产，又是专著，又是专栏，又是各种动态分析文章。他谦逊地微笑着没有告诉我什么。这不，他又写了一本《两河生死劫》，写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