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革命导师在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近代工业文明，包括与工业大生产及其要求的世界市场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体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也把中国卷到以欧洲为中心的 近代文明体系之中，特别是迫使清王朝放弃传统的宗藩国际关系体制，逐步实现了向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

　　一、宗藩体制的理念

　　宗藩体制源于中国

　　二、欧洲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

　　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宗藩国际关系体制最终形成之际，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外交体制也得到确立。第一，确立了常驻外国使节制度。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第一个有记录可查的是米兰公爵在1455年派往热那亚的常驻使节。到15世纪末，欧洲各国派出常驻外交代表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时，常驻国外代表的任务也有所增加，如负责研究驻在国的政治生活、搜集各种情报等。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会议，首次以条约形式确立了常设外交使节制度，还促成了大使馆制度。1708年英国制定出《外交优惠法案》，1790年美国全盘照搬了英国的这一法案。1815年维也纳会议通过《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大使、公使、代办二级外交代表制度。这个外交章程的基本原则沿用至今。第二，外交领导机构的设立。18世纪，欧洲各国开始在政府部门序列中，设立专门负责主管本国外交事务的外交部。外交部由政府首脑指定亲信来领导，使命是贯彻执行本国外交政策，处理本国日常外交事务。第二，外交规范化、法制化。1625年，荷兰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出版《战争与和平法》。他以自然法为理论基础，阐述了无须各国特别同意的国际法规则，对当时的各种外交行为作了尽可能的规范。此后，国际法和外交规范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

　　三、英中首次外交接触

　　18世纪后期，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开始了伟大的工业革命，迅速成为欧洲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迫使清王朝实现外交转型的主要外部势力。当国力尚不足以制服大清帝国时，它企图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命马戛尔尼为特使，派他组团访华。马戛尔尼曾任英国驻俄大使、加勒比总督等职。他随即组建一支700多人的使团，包括哲学、医务、机械、生物、化学、天文、力学和航海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年9月26日，马戛尔尼率使团，携带英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分乘“狮子号”军舰等5艘船只启航，经过10个月的航行到达大沽口。这次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实际上是谋求与大清帝国签订条约、互派大使等，建立中英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帮助打开中国市场、垄断对华贸易。

　　但是，中英外交接触在一开始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都应纳入以中国为中心构成的宗藩朝贡体系之中。所以，英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而这对多数欧洲国家来说被认为是屈辱，是绝对不能接受的。1793年9月14日，在圆明园举行了朝觐仪式。朝觐是按照传统宗藩礼仪框架安排的，但是英国使臣却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仅仅单膝跪地，而未曾磕头。由于违反了宗藩传统礼仪，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热情一下子降到冰点。随后，他对马戛尔尼进行外交谈判的要求予以断然拒绝，还下令英国使团宜尽快离京回国。马戛尔尼使团的这次外交行动以失败而告终。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访华。但由于英国使臣表示拒绝对清帝行三跪九叩首之礼，结果他们连嘉庆皇帝的面也未能见到便被驱逐回国。

　　两次派遣使团的失败，促使英国政府寻机用战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终于在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凭借船坚炮利与清王朝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特权。其他西方列强也纷纷强迫中国与它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传统的宗藩体制也自此走上了解体之路，同时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开始了向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

　　鸦片战争之后，为应付对外通商口岸的多处开设，清朝新增“五口通商大臣”一职，虽然是临时钦差而由地方督抚兼任，但也多少开始承认对列强的关系已超出“理藩”的范围。而对于互派使节常驻首都等现代外交惯例，清王朝仍然不肯采纳。

　　四、宗藩制的解体到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

　　列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除夺取了更多的在华权益，还迫使清朝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外交体制和外交礼仪惯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取得了公使驻京的外交权力，还以条约的形式将中外国家和官员往来关系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下来。1858年中俄、中英、中美和中法之间的《天津条约》中分别列有交换常驻使节的条款。如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当然，列强的公使并非以友好使者的身份，而是以占领者的姿态进驻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首都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北去热河躲避，留下一批“抚夷”官员对英法交涉，还有一些地方大员频繁接触洋人以“借夷助剿”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清朝重臣开始意识到现代外交的重要性，主张设立处理外事的专门机构。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訢等联名呈奏《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一折，提出不能再以“自古御夷之策”处理对外关系，同时又针对外国使节即将来京、外事不断增多等理由，主张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常设外交机构等。此奏很快获得批准。同年3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满足了英、美在《天津条约》中关于清政府需有大臣专事外交的要求。它内设英、法、俄、美等股，分别处理对相应各国的交涉，另外由英国股兼管通商、边防、边界等事宜，华工出国等事宜则属美国股。此外，总理衙门下辖南、北洋通商大臣，管理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各通商口岸。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朝的内政大权归军机处，一切涉外事务则归总理衙门，故其被称为“洋务内阁”。总理衙门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常设机构，标志着中国传统宗藩对外关系体制的终结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

　　与此同时，英、法、俄、美等国公使从1861年3月开始先后到达北京，设立公使馆，在外交上代表各自国家督促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内容。各国公使及其他人员还力促清政府亦派使节出洋常驻，如英国人卜鲁士、赫德、威妥玛，美国人蒲安臣、丁匙良等。其中尤以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著名。洋务派上台后，认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形，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因此他们“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但是，清政府一时难以选出适用的外交人才，加之国库开支困难等原因，迟迟未能相应地向对方国家派出常驻外交使节。

　　在派出常驻外国使节之前，清政府曾两次遣使出访西方国家。1866年初，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请假回国，行前建议总理衙门派人随往英国考察。清朝皇帝批准此项建议，谕命前任山西知县斌椿以二品衔随赫德访问欧洲。斌椿一行在三个多月里走马观花地考察了法、英、丹麦、比利时、普鲁士和俄罗斯等国。这是清朝第一次官方派人员赴欧，但还算不上正式外交出使，因为他们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进行过交涉，其任务只是观光“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867年11月21日，清政府委派业已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总理衙门两员章京志刚和孙家谷为中外交涉大臣，11月26日加派英国人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组成使团访问欧美。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启程，先后访问了美、英、法、瑞典、丹麦、荷、普鲁士、俄等国。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死于圣彼得堡后，使团又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于1870年8月结束访问回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向欧美各国派出正式外交代表团，其目的是向列强求情，希望他们对修约不要逼索过甚，并为以后常驻使节的派出做准备。

　　1871年，中日签订了《通商条约》，其中第8款和第4款载明中日双方可以互换公使和领事。李鸿章建议派遣使臣到日本，但是没有引起重视。1874年4月，日本远征军突然侵占台湾，使清廷一片慌乱。1874年12月，李鸿章上奏朝廷，认为如果有公使驻在日本，事情就不会这么被动了。为避免类似事件，中国应当立即向日本派驻公使和领事，以观察日本的局势，建立友好关系，保护当地的华人。同一天，他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说明向日本派使再也不能耽误了。对于西方的国家，中国也应当派使，以便传达中国的感情。由于同治皇帝病情严重，朝廷没有对李鸿章的提议做出回应。

　　在中英双方就马嘉理案件交涉的过程中，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建议清政府迅速派遣驻英使节。1875年8月，清廷终于任命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