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崔珂来信了。

　　“……西宁一别的第二天清晨，也就是父亲50岁生日那天，我到了海拔3800米的高原兵城格尔木，看到了照片上的那条流淌在父亲身边的河，那条深蓝的格尔木河。下午，一个中尉带我去了烈士陵园。在一块字迹依稀可辨的石碑上，我找到了父亲的名字。点亮了蜡烛，我虔诚地跪在地上。烛火摇曳中，我潸然泪下，大声喊着：‘爸爸！爸爸——’……”

　　读着长信，我的眼前晃动着那位爽朗的江南女孩。我的思绪回到了和她相遇的那段时光。

　　那年8月，我结束军校培训，坐上了西去的火车。车厢里有些空位。一个女孩径直向我走来，轻轻在我身边坐下。她转身对我说：“坐在这儿，我有一种安全感。你到哪儿呢？”我乍然一惊，看她单纯认真的样子，像是第一次出远门。我说去西北高原。她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到格尔木去。我们顺路哟！”

　　她叫崔珂，19岁。她说有安全感，大抵是因为我的一身军装吧。果不其然，她对军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我告诉她，我的父辈有两人把生命留在了老山前线，我的老班长当兵11年只回过两次家，我的营长跪在导弹发射场给撒手人寰的母亲磕头送终……

　　女孩的眼中噙满了泪花。她望望窗外，咬咬嘴唇，喃喃地说：“我即将成为一名军校生。我的父亲也是军人，在格尔木兵站……”于是，她慢慢地给我讲述起来——

　　父亲去兵站的时候，和我现在一样大。父亲所在的汽车团被戏称为“军中游牧部落”，担负着驻藏部队80%以上的物资运输任务。那块顶着寒风的石碑上，只有一行冰冷的文字：“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父亲和车队就是这样经年累月一趟复一趟与这石碑擦身而过。那年，父亲为了帮助一辆抛锚的军车而掉队。他和那位战友被困在茫茫风雪里。从唐古拉山口涌来的飞雪很快淹没了半个车身。两个人只能在驾驶室里紧紧搂抱着，用共同的体温与死神搏斗。那次，父亲捡回了一条命，却冻残了一只手。

　　这年，父亲被调到了海拔更高的兵站。7月，唐古拉山下突降雨雪，肆虐的雪水夹杂着汹涌的泥石流袭击了兵站附近的藏族村子。父亲忙着和战友们帮助受灾群众撤离险境，途中被突然袭来的一股泥浆卷了进去。父亲不顾自己的伤残，把两名藏族兄弟推出了泥流。当他拽着一名受伤战士的手奋勇爬行时，一股巨大的雪水瞬间吞没了他俩的身影……

　　这些都是村子里的李爷爷讲给我听的。他和父亲并肩战斗了10年，丢下了一条腿，离开了高原。

　　我4岁那年，父亲回过家，我怎么也不肯开口叫爸爸。他遗憾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从母亲房间里那发黄的照片上，我认识了父亲。他一身戎装，站在一条溅起无数小水花的河边，河的周围是皑皑的雪山。他身材并不魁梧，就像家门前那条清澈的河，有几分灵秀、几分文弱。

　　一次过年，我问母亲，爸爸到哪儿去了呢？母亲紧紧抱着我说，爸爸去了一个美丽的地方，一个离天很近很近的地方，一个可以随手摘片白云擦汗的地方。我问，爸爸身边的那条河是不是咱门前的小河呢？母亲泪流满面，点点头，把我搂得更紧了。她的泪水浸透了我的头发，更浸透了我的心灵。

　　日子波澜不惊地流过。长大的我再没有问过爸爸到哪里去了。我知道父亲的魂早已溶化在雪山上那条明净的河里。一直以来，我编织着一个梦，一个绿色的梦。接到红彤彤的军校入学通知书，我知道我的梦已成真。我对自己说，我该去看看父亲了。15年了，没有亲口叫一声爸爸的女儿该去看看长眠在雪山下的父亲；15年了，父亲身边的河还如家门口的小河那么清那么蓝吗？

　　除了低微的哭声和车轮的滚动声，车厢里寂静怡然。那次分别后，崔珂去了格尔木兵站，我去了另一个高原军营，直到现在才收到她的信。

　　“……那名中尉告诉我，40年来，小小的青藏兵站部就有1000多名官兵把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我默默念着墓碑上的名字——李春芳、贾红照、陈国英……望着起伏的麦浪、沉甸甸的青稞和安静的墓碑，我仿佛看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带着哈达，从世界屋脊向我微笑着走来。我突然明白了，守卫高原，就是守卫圣洁、守卫尊严；守卫高原，就是守卫收成、守卫家乡！我想，当我军校毕业之后，恢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