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

　　当前，新军事变革浪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勃勃兴起，我军也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以实现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欲达此目的，努力发掘后发优势，特别是把军事制度安排上的后发优势发挥出来，是我们必然的选择之一。

　　一种极其重要的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其要义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在同样的资金、技术成本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只要在国家的保护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从而在其传统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分工领域内，追赶或超越先进的国家或地区。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一是后发国的优势是潜在的优势，不是实际的优势，将潜力发挥出来转化为实力是有条件的；二是后发优势的发挥不是自发的，而是自为的，需要有国家强制力来推动；三是后发国需要实现三个优势，即成本优势(包括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找到并发挥本国优势，创造新的优势。这三个优势对于实现后发优势，缺一不可。

　　同经济和科技领域一样，军队建设领域也存在着后发优势。这一优势不仅体现在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军事思想上，也体现在军事制度的安排上。而且，军事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有着更为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作用。

　　简要说，军事制度安排，是指军事系统内各类关系的确立，各种规则的建构，各类机构的设计以及军事系统内在运行机制的管理。历史证明，军事变革走在前头的国家，在军事制度安排上所走过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后发国是可以尽量减少和避免；它们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后发国也是可以充分吸收和借鉴的。同时，后发国自身也具有一些经过历史检验而形成的合理、有效的军事制度安排。只要将本国原有军事制度和先发国军事制度的优长相结合，进行辩证扬弃，就可实现对先发国军事制度的超越，从而加速推进整个军队建设转型和跨越。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军事领域的变革虽然多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点燃，但若没有制度的革故鼎新，科学技术点燃的变革火花只能是昙花一现，无法深入到军队组织的整个肌体中去。而历史一再证明，军事领域的对抗不仅是武器装备等的硬碰硬的对抗，更是制度、人才等方面“软”的对抗。改进武器装备，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使战斗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如果没有对军事制度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作保障，就会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甚至使之变成遥不可及的目标。所以，在军队建设的诸多后发优势中，军事制度安排上的后发优势，是极其重要与不可或缺的。

　　必须克服的“路径依赖”

　　历史表明，“路径依赖”是后发国实现军事制度安排后发优势的最大制约因素。因为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经过长时间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等的积淀之后，会形成很强的“反馈机制”，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包括那些高效率的、更符合战争和军队发展趋势的制度所替代。这就是后发国的“后发劣势”。而这种“劣势”更多的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如陈旧落后的制度观念和习惯做法等。在发掘军事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中，如果克服不了这种“路径依赖”的掣肘和影响，就会使军队转型和变革的速度大大降低甚至止步不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苏军一些高级将领就认识到了新军事变革的到来并提出了改革苏军的建议和主张，但由于受机械化战争思想的束缚，这一变革的进程迟迟无法启动，致使曾经与美军比肩的强大苏军，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面前成了落后者。

　　如果说“路径依赖”是实现军事制度安排后发优势的最大障碍的话，那么它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在军事制度的革故鼎新时，将原有的制度发展沿革进行彻底的“路径舍弃”。因为任何军事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都蕴涵着制度文化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比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全心全意

　　把潜在的优势发挥出来

　　如前所述，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要把它变成现实和显性的，需要我们克服诸如“路径依赖”等的一系列障碍。欲达此目的，从宏观的角度说，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搞好顶层设计。后发优势的实现，需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建立确实能够起到纲举目张作用的领导机构。军事变革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思想的升华，国家军事战略的需要，作战理论的创新等进行军事制度设计。这种设计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不是“各打各的锣，各吹各的号”。在这方面，美陆海空三军在

　　勇于开拓创新。实现军事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无论采取哪种模式，都要体现出创造的价值。辩证法告诉我们，“破”与“立”不是截然对立、互相分离的两个过程，而是在“破”的同时，“立”的因子已经蕴涵在其中了。在军事制度安排上，任何一次成功的借鉴，都带有主体的选择性；即便是模仿，也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制度；即便是制度的形式相同，制度的内涵也会存在差别。而借鉴什么，不模仿什么，怎样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些问题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创造性。

　　尊重本国国情。对于任何制度创新来说，都不可能离开具体的国情，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可能游离于具体的制度环境之外，军事制度的改革乃至创新亦是如此。对于军事制度创新的主体来说，其创新性要体现在对原有制度约束边界的理解、选择和处理上，体现在通过创新活动使约束边界产生最大的边际效应上。这样才能把后发优势的好“钢”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