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教授牛军及社科院研究员金熙德

　　阮中强

　　北京的两位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东海油田开采只能在中日关系改善过程中解决，走中国早先倡导的“共同开发”的合作之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地区涉及多边关系， 相互制约的机制较多，两国不可能为能源而开战。

　　中日东海油田纷争进一步升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八月十日的内阁会议后会见记者时表示，有迹象显示中国开始在东海铺设管道开采春晓天然气田，日方已在八月九日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方证实有关消息并停止开采活动。今年五月，中日双方在北京有关东海争议油气田的第二轮司长级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不过双方同意举行进一步磋商。

　　与此同时，日本九州经济产业局局长松井哲夫在八月九日的记者会上宣布，被授予试开采权的帝国石油公司已经交付了约一千万日圆(折合约九万二千美元)的执照登记税，已全部办妥了试开采权相关的各种手续。中方七月已就日方授予试开采权一事，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据日本报道，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赋予日帝国石油公司的试验开采权”，试验开采区域位于中国正在建设的“春晓油气田”和“断桥油气田”南侧水域的三个矿区。

　　中日东海之争的焦点是海上划界问题。过去人类在开发海洋资源上能力有限，不会太多考虑海上划界问题。随着人类开发自然资源能力的发展，各国的海上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一九八二年，联合国通过海洋法公约，其中规定各国在海上除十二海里领海之外，还另有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各国享有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但是，海洋法公约并未明确规定相邻、相向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重叠部分如何划分，只是权且规定在“利益出现冲突的情形下，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对亚洲周刊分析说，中日两国在东海的许多地区相对距离不足四百海里，中国方面主张“大陆架原则”，即以大陆架边缘为专属经济区划分的起点；而日本方面主张“中间线原则”，即以两国海岸线中间点为两国专属经济区的边界。这个分歧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问题：什么是“公平的基础”？什么是“所涉利益对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双方各自主张严重对立，然后又出现能源问题。金熙德说，这个能源问题其实早就存在。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因

　　牛军谈到，从日本方面来讲，因为它是一个岛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有很多经验。在这个事情的背后，他觉得日本的意图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只是争这一块油田的问题，可能涉及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牛军进一步指出，“在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进程中，对整个海洋、对东海地区的海洋战略有它自身非常复杂的动机”。

　　有分析家指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面对政局危机，为转移国内视线，必然挑起国际纷争，特别是利用东海油气田问题，近期中日双方很可能会打起来。对此，金熙德认为，中日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强硬的外交姿态导致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根据金熙德的分析，小泉执政几年来，用外交上的业绩来缓和国内问题是他的一贯手法。但是从现在看来，这个激化矛盾能不能让自民党得分、保住他的首相地位很值得怀疑，他的强硬外交已经走到末路。“日本现在也不具备全面激化矛盾的条件”。

　　牛军也认为，经常讲“要居安思危”，这是一种战略思维。但至少从目前看，中日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东亚地区，在走合作或者说一体化的道路，涉及到多边，相互制约的机制比较多。像东海地区这样的争端，它一旦滑向那一步的话，影响就太大了，对整个东亚地区都不利。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比较正常的轨道上来解决。

　　东海问题涉及到划界问题，本身已经无法回避。对此，金熙德建议要双管齐下，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迂回的，两种办法同时推进。直接的办法是外交谈判，谈不成不要紧，只要继续谈，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迂回方式就是进行能源合作，包括全方位的合作。金熙德强调，中日全面关系的改善才有利于东海问题的解决，东海问题应该是在中日关系总体改善的过程中解决。牛军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东海能源问题的僵持不是单纯的，因为中日关系整体是在僵持。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应该走中国政府倡导的“共同开发”，通过合作的方式。而且合作恐怕是“不得不走”。牛军强调说，“只是合作需要双方都有意愿才行”。

　　金熙德说，其实，把东海变成和平的海，不要把它变成竞争抗争的海，这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国家领土和领海主权问题谈判和资源谈判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完全分开。每个国家的政府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妥协的可能性很小，这样双方还是搁置争议比较好。但双方在资源问题上不能等。

　　有不少人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很悲观。对此，金熙德却较为乐观。他说，至少中方能把握住自己。中国的原则主要是在历史、台湾问题、领土领海的问题上，在这些方面中国不会牺牲原则。同时中国一直大力发展双方经贸，鼓励民间合作，政治上也从来没有要和日本对抗。因此，在中日关系中，中国一方态度是稳定的。这是中日关系不继续恶化的重要保证。如果日本出现了对华强硬势力执政的局面，“我们就与它周旋，对挑战我们国家利益的部分作出有力回击。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的氛围作我们的努力，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金熙德也警告说，目前，中日之间的经济、民间关系还是在进一步发展，但是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话，很危险。

　　牛军指出，通过东海石油之争的问题，可以看出日本的深层症结。他说，日本现在有它很复杂的国内背景，小泉执政几年来的整个对外政策处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状态。好像它要做一个“正常国家”，但它又极不“正常”。像“争取常任理事国”、在反法西斯六十周年时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还有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外交，它不是说只针对中国、对韩国，很不正常。

　　牛军说，亚洲国家对惨痛的历史问题是不可能忘怀的，亚洲国家对日本的看法和日本对自己的看法有个很大的差距。日本不愿意去弥合，而是走自我中心的路，把自己塑造成“历史的受害者”。在发达国家中扮演什么角色，它也始终搞不懂。它自认是发达国家，但是它的道德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应有的水平，不能用行动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日本有外交自主权？

　　牛军也指出，因为美国，日本在外交上、安全上没有自主这是事实。它在发达国家的位置也很尴尬。但是在它走向正常国家的问题上有一个错觉。其实，它不是正常国家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不是中国。“美国会给它安全自主权吗？不可能。美国会给它全部的外交自主权吗？不可能”。牛军说，“它斗争也找错人了，也许是它在美国那里能臣服，对中国就不太服气”。(《亚洲周刊》阮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