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军事学术研究中，与信息化联系最多的是一体化。一体化联合作战、一体化联合训练、一体化联合指挥，使人听得耳热。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关键问题是指挥，一体化联合训练的核心内容也是指挥。正确地探求具有我军特色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对于科学地组织一体化联合作战、开展一体化联合训练，对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明确一个方向：信息主导下作战体系的纵向贯通与横向融合

　　自有战争以来，军事家理想中的军队，如同“常山之蛇”，反应灵敏，浑然一体；“万千之众，聚为一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然而，要达到聚三军于一体，关键是协同配合问题。在“侦察靠目视，通信靠传书，交战靠矛盾，号令靠旗鼓”的冷兵器时代，军队的协同只能是松散粗略的。即使到了热兵器以至机械化时代，有了望远镜、电话、电台、雷达等现代化指挥工具，信息传输的实时性、有效性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兵种以至军种之间的协同主要还是按照预先规定的时间、地点、任务来进行，三军“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只有到了

　　随着信息化战争的到来，一体化已成为联合作战指挥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军的转型，起源于越战失败，发端于观念更新，侧重于指挥变革，见效于海湾战争。它的理论基础是“战略瘫痪论”、“基于效果作战论”，方法构想是“快速决定性作战”、“网络中心战”。强调利用美军的信息优势和空中优势，缩短自己的“决策周期”（即OODA循环：观察、判断、决定、行动），拉长敌人的“决策周期”；按照“五个战略环”（领导层、有机要素、基础设施、民众、野战部队）的排序实施由内向外的“并行打击”，从而迅速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IntegratedC4IS鄄RK即一体化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与打击之上的。Integrated（一体化）这个词，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加到C4I前面的。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

　　江泽民同志指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现代联合作战将不断向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的高级阶段发展。我军的基本作战形式，也要逐步由诸军兵种协同性联合作战向一体化联合作战转变”。这一思想开启了我军探索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的新篇章。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前提是信息主导，没有指挥手段的信息化，就没有指挥方式的一体化；对象是作战体系，其级别、规模应与作战任务相适应，一般应包括战略、战役、战术以至武器平台这几级，有时也可以是战役或战术级；基础是纵向贯通，融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术行动、技术实现于一体；关键是横向融合，融陆上、海上、空中、太空、电磁领域的力量于一体；根本是领导驾驭，具备统驭三军与敌斗智、斗勇、斗心、斗技、斗力的能力。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就是要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从我们的国情、军情出发，在继承我军优良传统、借鉴外军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指挥变革的方法和路子。

　　寻求一个途径：在信息技术与军事科学的融合上下功夫

　　军事需求牵引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催生了坦克、飞机、航母、导弹以至原子弹、氢弹等新型武器装备，把战争的破坏力推到了极限。当战争的前景只能是“确保互相摧毁”的时候，人们把目光从全面战争转向了局部战争，从攻城略地转向了体系破击，从歼灭有生力量转向了征服精神意志。为达成这种战争目的，必须实施智能化、精确化、一体化作战，实施非接触、非对称、非线式作战。要满足这些军事需求，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事实上，以计算机为核心，包括探测、通信、制导、定位等在内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都是从满足“看得清、判得明、联得上、打得准”等军事需求特别是指挥需求开始的。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已渗入到社会和军队的整个机体，达到了空前普及的程度。这个普及过程是军用带动民用的过程。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首先引发了新军事技术革命，使性能已经接近“极限”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变得“耳聪目明”，焕发了“青春”，一大批小型化、智能化、隐形化的信息化装备应运而生。新军事技术革命又导致了军事思想、战争理论、体制编制、作战样式特别是指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军事变革使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日趋模糊，既出现了“战略性战斗”，又出现了“战术性战争”。可以说，没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就没有新军事变革特别是指挥变革的蓬勃兴起。

　　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信息技术与军事科学的融合。美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非常注重军事信息化建设，启动了“数字化战场”、“信息化军队”、“网络中心战”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抢得了新军事变革的战略先机。军事信息化实质是信息技术与军事科学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从内容到形式的简单交叉，而是从思想到手段的高度渗透。它拓宽了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扩展了军事科学的发展空间，二者互为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倍增效应。笔者在这里提出“融合”而不是“整合”，是因为“整合”重在强调整体综合，而“融合”更加注重融洽和谐，比“整合”更进了一步。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清醒地指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信息化技术与军事科学特别是指挥科学的融合。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作战指挥的所有领域，指挥信息已成为指挥活动的基本要素。没有信息技术作支撑，大量的战场信息就不能得到准确获取、实时传输、高速处理和有效利用，作战指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要求我们在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时，要特别注重在融合上下功夫，重点研究如何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实现指挥结构扁平化、指挥系统网络化、指挥手段智能化、指挥方式一体化。以实时正确的信息流主导战场，在关键时间、关键地点、关键目标上形成作战能力的精确聚合。

　　找到一个抓手：从变革联合作战指挥活动入手

　　实践有着比理论更可贵的品质。当前，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的理论观点不少，但由于理论本身的原因和诸多因素的限制，真正能用于指导实践的并不多。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等制度性改革一时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可以从变革指挥活动入手。今年，国防大学与来自全军的专家一起，结合完成总部赋予的重大军事训练活动任务，从理论研究、系统开发和演练实验三个方面协同攻关，摸索出三军共用同一平台，进行实时、同步、并行、互动式指挥的新模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标志着我军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由构想走向现实。

　　联合情况判断。包括一体化情报收集、分析与分发。一体化情报收集，是指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各军兵种作战单元情报中心使用一体化情报收集系统，接受来自陆、海、空、天、电各类侦察监视手段获取的原始情报，完成情报信息的第一次融合；一体化情报分析，是指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各军兵种作战单元情报中心使用一体化情报分析系统，对获取的情报资料进行同步分析，相互印证，形成判断结论，并实时将其标绘至通用态势图，完成情报信息的第二次融合；一体化情报分发，是指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各军兵种作战单元情报中心使用一体化情报分发系统，将通用态势图按分发规则实时发送至各级指挥所，各级指挥所按需求和权限调用不同分辨率和信息量的态势图，必要时，可进行有管理的信息“订购”。

　　联合作战决策。首先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依托“网上联合作战室”的研讨环境（文、图、表、视、音频），以指挥控制中心为主，各中心在同一平台上围绕目标的变化进行实时研究，同步交流。首长主持研究，适时决策，形成调整后的打击目标清单，从网上分发给各军兵种作战单元。尔后各军兵种作战单元得到调整后的打击目标清单，通过“联合事务席”，运用基于目标的“认购”软件，依据各自的作战特长和能力，提出本单位打击目标的建议。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在网上组织各军兵种作战单元，运用基于“认购”的协调软件，进行网上研讨，最终确定目标分配方案。

　　联合任务计划。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通过联合任务计划平台，与各军兵种作战单元在网上同步修订联合打击计划，包括兵力、弹药、打击时机、打击方法、协同配合等，重点解决“怎么打”的问题。具体包括“联合计划制定”、“联合计划协调”和“行动‘卡片’生成”。“联合计划制定”，是在联合决策之后，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各军兵种作战单元在联合计划平台上，实现异地、同步、交互作业，借助辅助计划软件，制定计划草案。“联合计划协调”，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利用研讨环境，组织各军兵种作战单元对所制定的计划进行研究、调整、修改，最终形成图文互换的联合打击计划。“行动‘卡片’生成”，就是各军兵作战单元依据计划生成的数据，带动战术部队指挥所生成联合打击所需的各类行动“卡片”，实现“代码指挥”。

　　联合行动控制。包括下达指令、督导行动、实时调控等过程。与传统方式不同的是，这种协调控制主要是在网上通过实时互动进行的。一是在各级指挥所设立“联合事务席”，在系统支持下负责军兵种间联合作战行动的协调事宜；二是根据需要在网上临时编组“联合部队”，具体遂行联合作战任务；三是在末端视情设立“控制代理”，现场协调联合作战行动。作战单元的“联合事务席”，其席位应包括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派出的协调组和各军兵种作战单元互派的联络员。在作战部队一级，联合事务席也可以由经过三军交叉培训、具有联合作战素养的本军兵种指挥人员组成。网下“远在天边”，网上“近在眼前”，网上协调比当面磋商更及时、准确、简便。

　　几千年来，判断、决心、处置一直是军队的基本指挥活动。尽管现在指挥手段有了极大的发展，但纵向上情况逐级判断、决心逐级确定、处置逐级下达，横向上各军兵种分别指挥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与军事科学的融合，推动了指挥手段与指挥方式的飞速发展，信息实时共享、多级同步互动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方式必然应运而生。上述联合情况判断、联合作战决策、联合任务计划、联合行动控制，就是着眼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需要，基于现有指挥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而提出来的，是“跳一跳，能够到”的。

　　打牢一个基础：把初创时期、初级阶段的事情办好

　　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会有一个酝酿、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都会经历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都会带有孕育其出生的母体的印记，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也是如此。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进展情况来看，我军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尚处在酝酿与产生的初创时期，尚属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尚带有许多非一体化甚至非联合作战的成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防止墨守成规、无所作为的“僵化”，又要防止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神化”，还要防止没有标准、乱贴标签的“泛化”。坚持与时俱进、科学推进、稳步前进，把初创时期、初级阶段的事情办好，把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的基础打牢。

　　与不宜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道理一样，我们也不宜追求“纯而又纯”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是在合同作战指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就要注重从合同作战指挥抓起，打牢军种内信息融合的整体作战指挥基础，以一体化合同作战指挥能力的形成，促进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提高。一体化作战指挥又是在协同性作战指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也要注重从协同性联合作战指挥抓起，打牢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的联合作战指挥基础，以协同性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形成，促进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提高。一体化指挥还是在一体化训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还要注重从一体化训练抓起，打牢指挥者运用指挥信息对指挥对象实施互动式指挥的基础，以一体化联合训练指挥能力的形成，促进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提高。部队、面上的一体化指挥，是从院校、点上论证试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探求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之路，应注重从院校、点上的指挥变革抓起，打牢指挥理论研究与指挥实践探索的基础，以院校、点上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的实验成果，促进部队、面上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提高。

　　从合同到联合、从协同性到一体化，在指挥上没有天然的鸿沟。在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的初创时期、初级阶段，合同、协同性的成份可能多一些，联合、一体化的成份可能少一些。只要方向明确、思路清晰、态度积极、措施扎实、步骤稳妥，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扩展，训练变革促进作战变革，院校变革促进部队变革，点上变革促进面上变革，联合、一体化的成份将会越来越多，我军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将会越来越高。但即使到了鼎盛时期、高级阶段，也不应该终止变革与探索。因为一体化与信息化一样，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常立潮头，才能长盛不衰。（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