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李亚杰 吕诺)

　　是他们，用生命之光烛照了那一段烽火岁月。

　　在第21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人们不会忘记抗战年月的爱国教师：当日寇占东北，犯淞沪，踏平津……是他们，国难之时高擎教育救国旗帜，愈挫愈奋、刚毅坚卓，教书育人、 春风化雨……

　　默默三尺讲台，耕耘六十余载。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申泮文，回忆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之路，深感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之本。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丽的南开园随之惨遭日寇炮火蹂躏，学校奉命内迁。当时正在南开大学就读的申泮文，满怀悲愤，跋山涉水，再觅精神家园。

　　辞却五史宫阙，前往衡山湘水。国立

　　然而，战火无情延伸：南京失守，武汉告急，日机对长沙轰炸日益加剧……

　　天大地大，书桌难放下。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举校搬迁，师生又踏上漫漫征程。

　　教师带领学生一路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向老乡介绍抗战形势，叙说日寇暴行。生物教师沿途采集标本，地质教师勘探西南地区矿藏和地层，人文科学教师调查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制度……

　　昆明最终成为三校的第二故乡，长沙临时大学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校舍破陋，生活简劣；冠盖云集，群贤毕至--闻一多、朱自清、周培源、吴晗、陈省身、华罗庚……当时这些中青年教师活跃在西南联大教学第一线，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史上的璀璨一页悄然翻开。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的同时涌现，成为西南联大教育的突出特征，也深深影响了申泮文：“没有爱国主义作基础，任何教育都是空谈”。1940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川甘滇等地从事了5年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

　　粉笔亦武器，教育也抗战——

　　88岁高龄的南京市教育局原局长朱刚被誉为“金陵孔夫子”。抗日烽火中的朱刚，虽然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打鬼子杀汉奸，但他用手中粉笔传授给学员们的思想和文化，无疑也是杀敌的利器。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创办华北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在晋察冀边区开展国防教育，朱刚就在联合大学工人部担任教师。

　　“虽然听不到前线的枪声，虽然看不到同志们奋勇杀敌的场面，但我的心和前线战士连在一起。前线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和日本鬼子干，我们则通过教育投身革命。”朱刚说。

　　就在1941年，朱刚失去了两个孩子--不在身边的刚满周岁的大儿子病死在了安塞，身边的女儿也被饥饿夺去生命。痛心之余，朱刚深深意识到：“做教育工作也要随时准备做出牺牲”。

　　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长征”——

　　1937年，国立浙江大学举校西迁，500人跋涉20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扎根当地7年，人称“文军长征”。中科院院士王淦昌曾这样回忆：“我随校沿着浙赣线、湘黔线、逐步西迁，行程千里，历时3年有余。”这支队伍的领头人，便是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

　　战乱年月，难舍教学。几百名师生在遵义先后租用了城里18处房屋，兴建实验室，使得小小山城顿时活力四射……

　　竺可桢率全国之先在250名新生中推行导师制。他对大学生们说：“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浙江大学前教务长苏步青教授曾回忆：“我们到了泰和以后，见江水经常泛滥为患。江西的老百姓，受的苦真是说不完。竺先生知此情况后，就命令土木系师生帮助地方除害，在赣江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给制服了。” 读书不忘救国。组织战地服务团、创办黑白文艺社、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浙大教师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传递抗日理念，鼓舞大众爱国救亡的斗志和信心。

　　建于1940年重庆大学“寅初亭”，也见证了一段爱国教师救亡图存的历史——

　　卢沟桥事变之后，一大批名师巨匠颠沛流离，转移到大西南，马寅初也在其中，他于1938年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其时其地，

　　大师云集，人文荟萃。不仅仅是马寅初来到了重庆大学，由东北大学辗转而来的无线电泰斗冯简被聘为机电系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成为讲座教授……是他们，翻开了重庆本土教育新篇章。是他们，在物资匮乏、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教书育人，待桃李芳华，复祖国河山。 重庆大学师生组织了“重庆大学文艺研究社”，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走出校园，4次奔赴内江、自贡、泸州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千转百折，风刀雨剑；矢志不渝，信念如山。爱国教师们在战火纷飞中续写的教育救国篇章，创造了悲壮而伟大的教育奇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