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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之一，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定位已不再能确切反映两国关系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在面对石油价格飙升和国际贸易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时有一些摩擦，但从长远看，两国存在相互合
作的可能，中美合作不仅是双方意愿的产物，更是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作为从现
实到长远的过渡，目前的中美关系正在质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中美关系的内涵从双边层面、地区层面越来越上升为全球层面，而且双边和地区事务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比如，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表面上是两国双边贸易和人民币与美元关系问题，是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压力在作怪，但其实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与国际金融体系全面接轨、中美在全球性金融体系的分工问题，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的影响。再比如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但其意义也在从地区安全问题上升至防扩散等战略高度。中国政府刚刚发布的《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白皮书指出：“国际防扩散进程面临挑战。地区核问题解决前景仍不明朗，恐怖组织和其他非国家实体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加大。”朝核问题也一样，中美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涉及东北亚、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美国与东亚关系等全局性问题。
二、中美间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也是两国大兴合作的基础。但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在长远上难以消除美国方面对其安全利益受损的担忧，那些在政治上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眼睛盯的不是美国在与中国合作时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中国的崛起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权力。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必须要突破美方的这种思维模式，这意味着既维护共同利益，同时又超越共同利益层面，提升至共同关切和战略共识高度。
三、7月份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提出，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美国不能肯定中国会如何运用增长的实力；其实，相反的对美国的疑虑在中国也有。中美间战略合作关系急需提升至战略互信层面，这一方面要靠双方加强战略对话，一方面也要靠双方的战略举措和战略磨合。双方在这一方面上的意愿和耐心都是重要的。
四、作为战略磨合的代价，《中国军力报告》也是美国有意从战略上误解中国意图的产物，这里既体现美国国防部从最坏处着手的思维习惯，也有因中美战略态势转化而引发的反应，即中美战略态势越来越因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美国作为守成大国而被美国一些人认为进入了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局面。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认识徘徊(从“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到“中国威胁论”)，美国朝野、各界已经达成“中国崛起论”的共识。这一方面使得美国无法牵制中国，因为美国无力阻止中国崛起。美国当权者一再强调希望中国崛起成为积极力量，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拿不准，也证明美国无法约束中国，无力引导中国崛起。另一方面，美国也无法融合中国，因为中国往往是传统国际体制的捍卫者，而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守主义的冲动常常破坏现有国际体制。
中美关系性质从双边、地区层面不断上升至全球战略层面的结果是经济关系越来越政治化、战略化。比如，能源供给问题、确保能源运输的战略通道安全问题，越来越带有中美全球竞争或合作的意味。在目前情形下，美国似乎从竞争层面看得多些，但将来一定会现实地探讨合作可能。因此，双边、地区事务上升至战略层面不见得就是坏事；战略层面不见得就是对抗，而是更多体现在国际竞争力的较量上。中美关系以往既不太好也不太坏的情形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将有可能形成。
为力求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发展，一方面需要不断增强我们的有效威慑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要逆向思维，可以从过去处理中美关系要登高望远、从全局层面处理双边分歧的思维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维转变，因为中美共同利益和共同分歧早已升至全局层面。(王义桅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现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学大学院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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