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接连遭到日本法院和政府的打压后，开始将战场转移到中国国内，并考虑在美国提起诉讼，要求那些曾强虏中国公民到日本做苦役的日本企业向受害人道歉并进行赔偿。与此同时，中国律师团还积极与日本议员沟通，以求在未来的诉讼中取得突破

　　中国律师递交“劝告书”

　　中国律师开始变化策略，通过递交“劝告书”，与一些曾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直接交涉，要求它们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岚报道 9月1日上午，日本临港集团驻上海办事处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来人带着一封“劝告书”，要求这家日本企业道歉并赔偿。临港集团“何许人也”？“劝告书”又是怎么回事？

　　要求向中国劳工赔偿道歉

　　1942年11月27日，已经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政府做出内阁会议决定，将中国人强掳至日本国内，为其企业做苦役。这些日本企业，都与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相关联。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到1945年，至少有35家日本企业、135个作业场所强掳近4万名中国人到日本做苦役，在很短时间内便有6000多名正值壮年的中国劳工被日本企业折磨至死，侥幸活下来的，也是疾病缠身。

　　这些企业靠压榨中国劳工的血汗发了战争财，然而它们在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时，却对以前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

　　临港集团的前身“日本港运业会新泻华工管理事务所”也是35家日本企业之一，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中方律师向本报提供的资料说明了这一情况。

　　所以律师们递交给临港集团的“劝告书”中要求：

　　一、以公司的名义正式公开向中国劳工及遗属就当年对中国劳工实施的非人道行径赔礼道歉；

　　二、以公司的名义向被奴役的中国劳工及遗属赔偿；

　　三、你公司同时应保证，永远不再向中国人实施非人道行为。

　　“劝告书”由“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和“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中国律师团”共同递交，代表在战时受害的中国劳工及遗属。

　　其实，这已经是几天以来第三封向在华日本企业递交的“劝告书”。在此之前的8月24日，中国劳工代表和几位中国律师向三井矿山驻北京办事处和临港商事(临港集团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递交了“劝告书”。

　　据中方律师康健女士介绍，之所以从35家日本企业中选择这两家，和他们当年强掳中国劳工数量较大有关系：三井矿山当时是单一企业中强掳人数最多的，有5600多人；临港集团前身所属的港运业会则是强掳人数最多的企业集团，超过6000人，而当时被掳劳工总数是近4万名。

　　临港商事拒收“劝告书”

　　在三井矿山驻北京事务所，得知该企业日方代表已经到达办公室之后，包括康健在内的几位律师马上赶上楼去。但事务所却推说代表不在。

　　事务所的接待人员不敢收下劝告书，还叫来了保安。康健当时说：“我们是律师和劳工联谊会的会长，又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告诉你们贵公司是有战争责任的。”眼看情况陷入僵持，康健索性递给保安一份劝告书。

　　与经过一番交涉勉强接下劝告书的三井矿山相比，临港集团子公司临港商事在北京的代表处则干脆将接下的劝告书退回。理由是与劝告书所指企业没关系不好接受，但据康健介绍，其实临港商事的社长就是临港集团的董事，该公司是临港集团的子公司。

　　不管怎样，对方一个微妙的变化还是被中方律师捕捉到：开始退回时只是口头答复，康健告诉对方：“如果你们退回，只能说你们消极对待这个事情，这样做对你们不一定是有利的，我要把你这种退回的举动告诉媒体。”晚上10点多，康健收到了临港商事发来的一份传真，传真中解释说退回劝告书不是推卸责任，要中方直接找临港集团在日本的代理人。此后，临港集团还向报道这一消息的日本媒体提出抗议，批评其不应该报道此事。

　　有了上述经历后，律师们送到临港集团驻中国(上海)办事处的劝告书有所不同，写明了“于接函后30日内以书面形式给予回复，并派员来华与本联谊会及律师团洽谈。”

　　据康健介绍，本次行动的是从6月30日开始的，那天，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与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在京首次公布了日侵华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名录及其所犯罪行。

　　日本法院的袒护和日本企业的冷漠让中方律师选择开辟“第二战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岚报道　　马得志年轻时被强掳到日本，在一个叫七尾港的地方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天他发现日本工头突然不派工了，他偷来报纸一看，才知道日本投降了。为了给这段不堪的经历讨个说法，他于2005年7月16日赴日本起诉，三天之后，当地法院受理此案。

　　与其他走上诉讼道路的中国劳工相比，马得志的诉讼故事内容可能更丰富：2005年8月24日，他带着“劝告书”来到北京驻有外国公司办事处的高档写字楼，要求当年参与强掳中国劳工并强迫他们做苦役有关联的两家日本公司做出道歉和赔偿。

　　这是对日诉讼道路上一种新尝试。作为新尝试的主要发起者，康健女士希望这些举动能为对日诉讼打开新的局面。

　　日本法庭和被诉企业表现糟糕

　　据统计，在中国战争受害者已经从日本提起的25起诉讼中，只有两起已经结案。如果按照时间跨度来计算，等于平均每10年只有一起类似案件可以结案，如此低的效率，和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法庭的糟糕表现不无关系。

　　2005年6月23日，“刘连仁案”在一审原告胜诉的情况下二审却被判败诉，此时距离刘连仁去世已经近5个年头，沉冤仍未能昭雪。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中方律师代表康健认为，刘连仁案是个强烈的信号：“日本法院越到高层越保守！他们已经不是从法律家而是从政治家的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可以认定加害或受害事实，以便对原告有所交待，但会找出很多看来很荒谬的理由来拒绝原告正当的诉讼请求，他们压根不准备在日本的法院判你胜诉。”

　　炎凉的现实让中国律师们的头脑更加清醒：不能只寄望于所有问题都在日本法庭上获得圆满的解决，必须两条腿走路。

　　需要“两条腿走路”还因为日本企业对于受害者的冷漠。在法庭上，在作为被告的日本企业的答辩状上，康健常常会看到一长串事实下面写着“不知”；在大街上，准备登门造访的中国原告及中日两国律师又常常被日本企业拒之门外。在康健的记忆中，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一家日本企业会见了中方律师。“这些日本企业在本国对中国受害者的冷漠、轻蔑、不屑一顾和到中国投资的热情形成极大的反差。”康健对此感受颇深。

　　尽管一些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加害和受害事实已经得到日本法庭认定，但作为被告、涉及其中的日本企业却几乎从未承认法庭已经认定的事实。

　　增加谈判的筹码

　　在中方律师康健看来，一切都说明我们缺少和对方谈判的筹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律师才决定将当年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共同实施强掳中国劳工，并曾对中国劳工实施严重不法行为，且至今仍不承担责任的若干家日本企业名录及罪行公布，随后又向在华部分日本企业递交了劝告书。

　　据介绍，走国内这条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当时甚至对在国内起诉进行了论证。不过真正有步骤的层层推进实施，在国内也是从最近这些活动才开始。在日本打官司，中方律师扮演着辅佐人的角色，而在国内通过合法手段对日本企业施加压力时，中方律师则要唱主角。

　　对于这种角色挑战，康健表示：“我可不愿意做中国的张纯如，因为我还要坚持下去。”

　　中国律师加强与日本议员沟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岚报道 中国律师们不光尝试在中国国内开辟“第二战场”，而且与日本律师一道，在日本国内寻求更多的支持，开辟了与日本议员和政治家们交流的渠道。

　　据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中方律师介绍，与日本议员的交流大约是从2000年开始的。

　　由于日本媒体对中国报道并不充分，一些日本议员也希望听到真正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据一位中方律师介绍，在与日本议员的交流时，他们常常直言不讳，指出由于不好好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日本已经失信于中国民间。中方律师的声音引起了一些日本议员的极大兴趣，甚至集体来听。

　　此后，双方逐渐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比如2000年4月，几位日本议员提议案要求通过立法解决慰安妇问题，该议案连续几年遭到否决，但屡屡被人提出，并且支持者越来越多，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慰安妇受害事实在日本法庭得到认定，律师及时将这一信息通过与议会交流的渠道传递给有关议员，坚定了提案者推动该项法案通过的信心。日本议员还与中国受害者见面；一位中方律师就专程见过支持提案的20多位议员。

　　有的日本议员在此后也为中方原告和律师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在日本召开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曾就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作出判决，日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据中方律师回忆，为了帮助中方律师与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将判决书交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手中，当时任日本社民党党首的土井多贺子还帮他们联系日本外相川口顺子。

　　到目前为止，这种交流已经涉及包括自民党在内几乎所有日本政党。

　　对日诉讼转向美国？

　　对日诉讼转向美国同样艰难，资金、团结等缺一不可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刘杰报道　　当人们对于在日本提起诉讼索赔感到绝望之时，有些人把目光转向了美国。那么，在这样的第三国诉讼是不是比在国内和在日本更容易一些？其可行性到底有多高？许多人并不了解。

　　令人失望的美国案例

　　其实在美国诉讼已经有案例在先。最早的一起发生在2000年8月，当时9名中国劳工及遗属在美国加州对曾经迫害过他们的日本企业三菱、三井提起诉讼。

　　之所以能够这么做还取决于一项特别法案的通过。大约在1999年，美国加州议会通过一项海登(Hayden)法案，要求日本政府清算历史，向所有战争受害者作出赔偿。由于鹿岛、三菱、三井等在二战中奴役过中国劳工和英美战俘的企业都在加州设有分部，这就为中国劳工在美国进行索赔提供了可能。

　　但是结果却和在日本所遭遇到的一样令人失望。由于日本企业的阻挠，此案2003年5月才开始第一次审前听证，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曾义务代理此次诉讼的中国律师孙靖向本报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痛心不已，“加州地方法院一直推来推去，认为劳工问题应该诉讼到联邦法院，光程序问题就打了两年，终于等到开庭，我们一回国，日本企业又以海登法案违宪为由向加州地方法院申诉”。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个结局让孙靖很感意外，本来以为第三国的司法相比较日本而言更加独立公正，却没想到过程比日本还要艰难。她把最后失败的关键归结于美日勾结，“政治肯定影响到了司法，法的本质就是阶级性，在这方面，美国包庇日本，在司法程序上设置很多的障碍。”

　　然而，比起另一起诉讼，孙靖已经很幸运了。

　　同样是在2000年，在一些民间组织的支持下，15名原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其中4名中国人)选择9月18日这一天，向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联邦法院提出“集体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美国政府随后发表声明，对这一诉讼案表示反对，并认为二战期间日军征召“慰安妇”是一个“主权行为”。此事引发全美各地大规模游行示威，迫于压力，2001年10月4日，华盛顿联邦法院进行一审判决，根据外国国家主权的豁免，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的原则，拒绝受理。两年后的二审，联邦上诉法院又以同样的理由维持了原判。

　　去美国打官司困难重重

　　虽然两起诉讼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孙靖看来，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是把日本侵略史展示给世界人民。至于说到把诉讼转到美国的前景，孙靖却并不看好。

　　“第三国也好，国内也好，终归要受到一些司法上的限制，而法律是一个很死的东西。”在美国三年的来回奔波已经让她切身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说起当初为什么选择去美国打官司，除了美国加州出台的法案提供了希望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年的7月17日，德国正式设立了一个价值达50亿美元的基金，向二次大战时被迫为纳粹作苦工的幸存者作出赔偿，而这正是犹太人在美国起诉德国的结果。

　　可是，为什么同样的情况转嫁到中国人身上就不起效了呢？这里关键是钱！跟富裕的犹太人相比，中国人打官司最缺的就是这个。

　　孙靖接的那个案子，费用全靠当地的华人社团出，可是“华人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如我们想像中的好，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中国国内，类似的捐助也极为有限。今年8月18日，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发起成立了第一家名为“历史·人权·和平”基金，一方面用以支持日本侵华期间的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一方面对日本侵华史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也仅仅募集了22万元人民币，这对于耗资巨大的诉讼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另外，团结也是打赢索赔官司的一个关键。即使是在美国势力强大的犹太人官司也打了30多年。“他们一起抵制德货；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美国方面后来威胁要起诉德国的公司，德国政府就是迫于这两方面压力才设立基金的”，孙靖介绍说，基金由德国政府和工业界各分担一半，将对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东欧人和前战俘作出赔偿。

　　所以，要想让日本人像德国人那样降服，现在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韩国对日索赔经验

　　韩国对日索赔的成功在于民间组织的真诚努力和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非报道 相对中国而言，日本对于韩国的赔偿是较为慷慨的，1965年，根据《对日财产请求权协定》，日本政府答应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的政府援助，其中3亿美元是以现金赠与的方式给予，2亿美元为可延期偿还的20年期贷款，通过新设立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提供。此外，日本政府还同意向韩国提供3亿美元的私人贷款。

　　但是，普通韩国人一度对这一赔偿数额不满，认为8亿美元并不能赔偿韩国人在二战期间所受的损失，因此由韩国民间组织主导的对日索赔一直持续进行，并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官方公布历史文件

　　1965年2月，在美国的力促下，朴正熙领导的韩国政府与日本草签了《韩日基本条约》。同年4月，韩日又签署了《对日财产请求权协定》等3项相关协定。《韩日基本条约》和这3个相关协定的签署终于使韩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也恰恰是这一系列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韩国民间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后路。

　　但是，日本政府提供的8亿美元在韩国国内仅在8万人的小范围内进行了发放，许多资金都投入到韩国的经济建设中去。

　　此后，日本方面一直认为，这些协定就代表了韩国政府放弃对日本的索赔，所以长期驳回韩国人的索赔要求。为此，韩国民间组织一直呼吁政府公布当时的文件，以消除这个索赔障碍。

　　2004年8月26日，韩国政府全面公布了当时的历史文件，《朝鲜日报》感叹说，韩国政府在当年的谈判中确实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根据已经公布的档案来看，慰安妇、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库页岛征用同胞等问题在签署协定时被排除在讨论对象之外，日本方面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此，韩国的对日索赔行动将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民间组织活跃

　　事实上，韩国民间组织从军政府倒台后，一直积极从事索赔活动，虽然收效同样不是很大，但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很多当年的历史被从尘封中寻出，而国民的历史意识也相应得到了加强。

　　1990年11月，37个妇女组织共同发起成立“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旨在为慰安妇讨回公道。从1992年1月开始，“对策协议会”定期组织幸存的慰安妇及其家属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抗议日本政府在慰安妇赔偿问题上的暧昧立场，至今已经举行了600多次。

　　在他们的努力下，1993年5月，韩国政府通过了旨在帮助慰安妇的法律，并且一次性给予500万韩元的补偿并提供终身免费住房。此外，“对策协议会”还为目前健在的132名慰安妇提供医疗和其他方面的服务。

　　正是因为像“对策协议会”这样的民间组织的积极争取，2004年12月1日，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史无前例地会见了由李英珠(音译)为首的9人慰安妇代表团。细田博之对李英珠说：“日本政府对于过去发生的事表示深深歉意”，并承认“在二战期间，一些妇女的尊严和贞操被破坏了”。

　　当然，民间组织的活动缺了政府的配合也不可能取得太大的成绩，长期以来，韩国政府碍于日韩协议，没有直接出面索赔，但是对民间组织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此次公布当年的文件供国民查阅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今年2月1日起，韩国官方的“日本殖民政府时期强制征用受害真相查明委员会”开始接受日本殖民政府时期强制征用受害者申报及真相调查申请，第一天就有2000多人前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罪行。而与“真相查明委员会”协调工作的，是韩国250个地方自治政府，这种追查历史的政府行为显然将为索赔工作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