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日电 (记者曲志红、顾瑞珍)“《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太行深处，朱德总司令谈笑间曾对华北《新华日报》如此嘉许。可以说，这也是“新闻”在中国抗战中发挥特殊作用的形象写照。

　　回望漫长而严酷的14年抗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新闻界和众多新闻记者始终活跃在抗战“第一线”。这个“第一线”，包括在战场，在大后方，在敌后根据地，乃至在香港、在东南亚，在欧洲……到处都有勇敢无畏的新闻记者的身影。

　　以笔为枪，在国家危亡之际绝对是一件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民族浩劫，众多新闻记者和进步报人义无反顾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他们笔下真实的所见所闻、深切的所感所叹，强烈的所爱所恨——蕴满着一个民族不屈的呐喊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申报》发表大量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的文章和新闻。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十分恼火，他找到当时《申报》的主要负责人史量才，威胁说：“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100万兵。”而史量才则反唇相讥：“对不起，我手下有100万读者。”

　　史量才何许人也，相信包括新闻界自己在内也没多少人能说得上来，但面对抗日救亡这个民族大义，有如此风骨和胆识，在当时的新闻同仁中可谓比比皆是。

　　日军侵占山海关的那年，深感民族危机日重而焦虑不已的范长江，放弃北大哲学系的学业开始自己的新闻生涯。两年后的1935年7月，他由成都出发，用10个月的时间，行程6000多公里，踏遍西北地区48个县市，边走边写，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系列报道。这些后来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的通讯，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让读者真切了解到西北地区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由此成名的范长江，日益关注中国的局势和战争的发展。1937年2月，正在绥远前线采访的他听闻“西安事变”的消息，他以敏锐的新闻和政治眼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他不顾路途遥远，重重封锁，星夜赶往西安。当他终于在2月3日只身一人走进气氛紧张、局势未卜的西安城时，见到他的朋友都面带惊异。

　　范长江却镇定自若，立刻开始接触、采访各界有关人士。2月5日天津《大公报》头版头条加框发出他的西安急电：“陕局和平解决初步已告成”。随后，他又分别在西安和延安与周恩来、毛泽东作竟夜长谈。作为第一个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采访的新闻记者，他认真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大为兴奋。他日夜兼程返回上海，于2月15日在《大公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时评。他在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御国家之生存。”

　　这篇报道第一次在国统区公开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第一次正面报道了中共的政策和立场，因而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特大新闻”。

　　以极大热忱投入抗战报道的新闻记者，都怀着这样一腔热血。1932年1月28日深夜，21岁的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被枪炮声惊醒。他坚决要求到第一线采访报道，并拒绝了报社为上前线采访记者办理的人身保险：不惜以死报国，何须保险？！

　　陆诒在隆隆的炮声中踏进19路军在闸北的阵地，在这里，他采访了公然“违反上峰命令”最先还击日军的宪兵三营营长李上珍，采访了19路军军长蔡廷锴，采访了从南京率军支援淞沪战役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发出一篇篇我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前线报道。

　　这是他在新闻中记录下的我军将士的报国决心：“我们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果牺牲，希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保卫我国神圣领土(张治中)”。

　　从这次起，陆诒的脚步始终追随着抗日的炮火。8年抗战中，他约有4年时间奔波在各个战区、战场和阵地上。从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娘子关战斗、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到敌后游击队，他足不停步，手不离笔，写下的大量战地报道和对抗战风云人物的采访，连起来几乎就是风雷激荡的半部抗日战斗史。

　　“那时的人们对抗战新闻特别关心”，86岁的李普回忆起60多年前自己在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生涯，脸上呈现的是一种平静的向往。在他到处散落着书籍、杂志的家中，没能找到一本叫《光荣归于民主》的集子，他说，那时他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叫“漫谈解放区”，从各种能获得的公开资料中了解解放区的抗战和各方面情况，然后以随笔、漫谈的形式介绍给重庆和大后方的读者。显然，专栏颇受读者欢迎，所以，抗战刚一胜利，当时的报社研究室主任胡绳就将专栏所发文章带到上海结集出版，定名为《光荣归于民主》。

　　“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投降的消息”，李普告诉我们，当年这个消息一传来，所有的人都跟“疯了似的”，为了尽快让群众知道，重庆各家报纸都发了“号外”，大街小巷报童的喊声此起彼伏：“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从事抗战报道的记者几乎和战士一样每天面对着敌人的炮火。凭着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和无畏，他们用笔、用镜头记录了中国抗日军民的英勇，侵华日军的残暴和每一次重大事件、战役的发生发展——染着硝烟的文章见证中华儿女奋起抗敌的历史

　　长年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幅历史照片《切断敌人供给线》，被认为是反映全民抗战的代表作之一。拍摄这幅照片的李峰，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那是1944年在山西忻州南同蒲铁路拍摄的。那年我刚满19岁，在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搞摄影，全部的‘家当’只有一台折合式蔡斯照相机。”

　　李峰说，那天晚上他跟随部队和民工去破坏敌人的铁路线。这些铁路线，大都在敌人的碉堡的视线和炮火射程范围之内。为了不过早暴露目标，民工们撬铁轨的过程中他根本不能拍照，只有等干得差不多要撤退前，才能使用镁光灯，来个“一锤子买卖”。李峰记得，那天他和团政治处主任林真配合，他准备好就喊“一二”，打开相机快门，林真紧跟着划火柴，点燃闪光灯的镁光粉。

　　黑夜里突然闪起一片白光，民工们撬起铁路大翻身的生动场面就这样拍进他的镜头。这时，指挥员立即招呼队伍马上撤退，他们刚刚跑着离开现场，敌人的炮弹已经呼啸着朝刚才闪光的地方打去。

　　李峰后来成为新华社著名文字记者，但他家客厅的墙上，一眼可见的却是这张年轻时的摄影作品。

　　当年年轻的战地记者，如今都是耄耋老人了，但他们身上却总有种英武之气弥而不衰。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拍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

　　这首诞生在65年前的《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现在可能鲜有人知了，但84岁的袁克忠，这位在抗战期间几度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却至今牢牢记在心上，唱在口中。

　　“1942年是冀中抗日最为艰苦、残酷的一年。我多次化装潜入敌人碉堡，拍摄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残暴罪行的照片。一次被日本宪兵队发现抓住，他们用压杠、灌凉水，还当着我刺杀其他被捕同志来威逼我，但最后也没能从我嘴里得到半点口供。”

　　死里逃生的袁克忠依然手里拿着枪、怀里揣着照相机，在敌后根据地采访拍摄。像他一样，几乎每个坚持在抗战前线的记者，都有过一次次的历险经历。所谓危险，对于他们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一直和八路军转战敌后的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诙谐地形容他们的工作状态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和枪杆齐飞”。

　　这样的考验，非有极大的勇气和坚韧所能承受。可是，不仅大批中国新闻工作者不断涌向前线，许多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和世界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也以记者的良知积极投身中国的抗战报道。

　　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50多位外国新闻记者，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历尽艰险陆续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采访，真实报道我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名作《西行漫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人民之战》等出版后，更是举世瞩目，至今为各国读者关注。

　　惨烈的抗战期间，仅在敌后根据地，牺牲的新闻工作者就数以千计。他们当然珍视自己的生命，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为了正义与和平，为了自由和解放，他们义无反顾——用生命的奉献筑起精神的丰碑

　　“我多么怀念他们啊！”当年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吕梁分社的随军记者，86岁的马明老人，现在还总是想起那些以身殉国的同事和战友。“那时，日军频繁扫荡，条件极为艰苦，我们这些人既是记者，又是战士，8年中，仅新华社就有110位好同事‘壮烈’了”。

　　这段血与火的日子，永远深藏在老人心里。

　　新华社烈士纪实中，一一记载着这110位烈士的名字和牺牲过程。让人忍不住悲慨万分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竟是如此年轻，20、21、18岁……其中，华北总分社的译电员王健，只有16岁。

　　花一样的少女，花一样的季节，青春的鲜血泼洒在太行上。

　　更让人不能不从心里震撼的，我们的这些前辈，竟个个死得如此刚烈，如此决绝，如此荡气回肠！

　　何云，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同时还担任着《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从1939年元旦这份报纸创刊起，何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忙碌不停。“百团大战”时，他亲自带着记者和油印机，日夜坚守在火线上，写完报道，立即就油印发行！

　　何云给报纸定位于“报道与记载华北抗战中一切可歌可泣之伟大史迹”，“反映华北抗战之曲折经历和宝贵经验”，“成为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爱国同胞之共同喉舌”。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同时，他还自己操刀写作大量时评、社评、社论等文章。当时有读者称道说：“你们的报纸，每到时局严重的关头，一定吹起号角，打响警钟。唤醒军民……”

　　1942年5月的那次大扫荡，疯狂的日军以3万多人包围了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途中，何云和一支小分队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只好利用山野灌木丛同敌人周旋。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架起收报机，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5月28日黎明，他们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敌人向他们疯狂射击。何云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交代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被俘虏受辱！”

　　不幸，何云被敌人射中，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医生赶忙前来抢救。他却对医生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其他同志吧！”

　　当医生再返回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时年37岁，新婚不足半年。

　　同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黄君珏，一位3岁孩子的母亲。6月2日凌晨，黄君珏和另两位战友在突围中攀上细长、笔直的道士帽峰，藏身峰顶一个山洞。在这个宽约1米、深不足1丈的山洞里，他们和100多名搜山的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一天。当10多个鬼子冲到洞口时，黄君珏跃身而出，持枪猛烈射击，几个鬼子应声倒地。

　　被激怒的敌人不敢再接近洞口，就用绳子吊下柴火，浓烟和火焰灌进小小的山洞。

　　子弹已经打完，火光伴着夕阳映照着他们年轻的脸，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了崖壁。黄君珏在岩石上狠狠地砸断了手枪，用尽最后的力气，纵身一跃，乌黑的短发在半空扬起……

　　此时此刻，她的丈夫因身负重伤就隐蔽在不足50米远的对面山洞，心如刀搅的他亲眼目睹了妻子跳下悬崖的身影……

　　这样的女子，这样的死，天下所有的文字都显得如此苍白！

　　还有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的德国共产党员希伯，1941年9月他来到八路军115师驻地，两个月里他写下《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和《八路军在山东》《为恢复山东而斗争》等长篇通讯，“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人民。”

　　11月29日，一个飞雪纷纷的傍晚，希伯突然遭遇敌人，他一连击倒几名日军，最后寡不敌众而战死。这位世界驰名的德国记者，长眠在中国山东大青山五道沟下。

　　英烈的名字，使中国的抗战新闻史分外凝重。想起黄君珏的丈夫后来给岳父写信时所言：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作为后来者，我们有如此之前辈同行，慨属无上光荣和自豪。

　　新闻转瞬即逝，但它们记录历史却绵延不绝。追随着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而从未间断的一篇篇新闻报道，穿越流淌的岁月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时至今日，面对这些用热忱、勇气、良知和生命写就的文字，仍会感到一种气息，一种脉动，一种火焰般的燃烧。

　　一代优秀的抗战新闻工作者，在这里永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