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日电题：胜利者说

　　记者孙彦新

　　法西斯终被消灭之时，全世界含泪欢笑。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字投降，标志着这场在欧洲战场历时6年，而在中国这一东方主战场历时14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结束。

　　回首那胜利的一刻，亲历过烽火岁月的中外健在者如是说——

　　早就盼着胜利的这一天

　　对于苏联红军第39集团军舟桥营营长费多托夫来说，欧洲战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他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又投身到了进攻日本关东军的中国战场。

　　1945年8月下旬，日本宣布投降后好多天，大兴安岭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费多托夫回忆说：“直到8月26日下午，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的虎头要塞中最后的53名日军被苏军活捉，漫长的战争才真的结束了。从那以后，我们再没遇到什么抵抗，这时我才意识到，总算可以回家了……”

　　当年虎头要塞主阵地——猛虎山山顶，如今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第二次

　　彭施鲁，是东北抗日联军700余个幸存者中的一位。在白山黑水间艰苦抗战14年的东北抗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鏖战时间最长的一支军队。彭施鲁回忆：“得知苏军进攻日军的消息，抗联指战员们兴奋得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大家早就盼着胜利的这一天。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胜利会来的这么快，多数人估计战争将会持续一年之久。但形势发展之快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众多领导人冻死饿死战死的极端艰苦情况下，在由高峰时期的4万人打到后来的不足千人的困难局面中，抗联战士一刻也不曾熄灭心中的希望之火。“我们只有一个念头，战斗到牺牲就算完成任务……”彭施鲁说，“但当胜利真的来临时，我们既惊喜，又觉得遗憾，没能打上最后一仗。”

　　再也不受日本人欺压了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宛平城内的居民李世勤，在日军进攻宛平城的炮声中逃离了家园，他没想到，仗一打就是8年。他也从一个17岁的少年长大成人。人生黄金般的一段时间，他是在终日的恐慌中度过的。如今仍住在北京丰台宛平城街的李世勤说：“那时候，整天提心吊胆的，日本军队可以随便抓人，中国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没命了。大家知道胜利的消息时，都兴奋极了，中国百姓再也不用受日本人的欺压了。”

　　出生在台湾彰化的郑坚，父子两代人抗日。1939年台湾抗日义勇队在浙江成立后，郑家父子先后加入。抗战胜利后，郑坚返回曾被日本法西斯长期霸占的台湾。现居住在北京的郑坚回忆说：“彰化女中10几岁的女孩子，还不懂得自己是中国人，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以为国家亡了，还哭了。大人告诉她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日本人被打败了。这么一来，小孩子才转过来了……家家户户把藏起来多年的祖先牌位拿出来，大敬祖先。日本侵略者在台湾搞了数十年的‘皇民运动’，顷刻间土崩瓦解。”

　　胜利属于全人类

　　89岁的黄汝鑫，是一位参加过台儿庄大战的抗战老兵。1945年9月，他随部队一起开赴越南河内，接受侵越日军的投降。黄汝鑫回忆当年的情景，感慨地说：“从昆明出发时，很多人都来送行，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跨国接受投降，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这次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联合起来投入战争、前仆后继，

　　查振海回忆说，《新华日报》当年曾发表了题为《庆祝胜利》的社论：日军签字投降“在世界的历史上划了一道鲜明的红线——这次战争的结束，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和平，而且是一个对于法西斯恶魔的毁灭，一个民主势力在广大范围内的巨大胜利”。

　　81岁的飞虎队飞行员保罗·克劳福德回忆：“1944年，我怀着和平理想，绕了半个地球，从美国来到中国。当我被日军击落时，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救了我，并不富有的他们把过年才吃的饺子拿给我……为了和平与民主，世界一切正义的人民携手作战，这胜利属于他们每一个人。”

　　胜利之后，等待战争罪犯的，是正义与公理对他们的审判。曾任新华社记者的马明老人，1956年作为记者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山西太原对部分日本战犯的审判。马明说，占世界80%的人口卷入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战，5529.35万人死亡，其中平民2447.58万。胜利来临时，人们应该反思，如何避免战争不再重演，如何永远消灭法西斯生存的土壤。

　　　79岁的崔仁杰，是在日寇奴化统治的阴影下长大的，而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工作却是改造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千余名战犯被中国政府特赦回国后，纷纷从事承认侵略、反对战争的活动。战犯们称，抚顺的经历是“把鬼变成人的奇迹”。崔仁杰说，遗憾的是，我们改造好的这些人只是一小部分，在日本，更多应该受到惩罚的人逃脱了审判，这是对胜利者的一种嘲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