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母亲脸上的伤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受过枪伤，她脸部变形，牙齿脱落，双耳背，身体也一直很不好。然而，母亲脸上的伤疤又令我为母亲在抗日斗争中的壮举而骄傲，关于她的故事，永远珍藏在我心灵的深处。

　　1941年，我的母亲樊风担任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委组织部长、副书记。7月，日寇对我苏北根据地大举“扫荡”。她按照上级的指示，带领民兵坚持斗争，与敌人周旋，配合主 力粉碎敌人的“扫荡”。

　　一天，樊风带领一些党员干部和民兵在新区开展工作，获悉敌人第二天要来“扫荡”，并要抓捕他们。当时他们远离上级，母亲立即派人给主力部队送信，一是通知部队，二是让主力来支援，乘敌不备消灭敌人。但送信的人总不见回来，母亲心里焦急万分，怕信送不到，部队受损失。于是她就不顾危险带着几位党员民兵给部队送信。半路与敌人遭遇，由于人少，战斗经验不足，他们被敌人包围，几个民兵突围出去，樊风作掩护落在了后面。在敌人快追赶上时，她机智地将上级发的津贴费和菜金抛了出去，贪财的敌人果然停下捡钱。但毕竟是女同志，身单力薄，最终不幸落入敌手。

　　敌人原不知道她的身份，但有个叛徒是区队副队长，向敌人指认她是区委领导。敌人喜出望外，对她进行审讯。一开始对她进行利诱，劝她投降毫不见效，于是将她五花大绑起来，用皮鞭狠狠抽打她的嘴，打得她满脸鲜血，敌人边打边问：“公粮和县机关在哪里？你说了就放你，你要是不说就枪毙你。”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就押着樊风向另一个村庄走去。到了那个村庄，在村外，她看见了叛徒，以愤怒和鄙视的目光扫向这个败类，这个叛徒躲了起来，不敢露面。敌人将她拖进一间屋内，里面还关着这个村的农会会长，他也被敌人打得浑身是血。他们彼此关心地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母亲心里十分难过，几乎流出眼泪，但她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想决不能在敌人面前流泪，敌人毒打我们，说明我们与敌人斗争是坚强的，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想到这里，她由难过转为了高兴，又抬起了头关切地看着农会会长。后来敌人将农会会长抛入江中杀害，并不许家属收尸。

　　敌人毕竟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出来时间长了，怕遭到我军袭击，急于躲回据点。于是将母亲和另两个被捕的同志押到街心十字路口，要杀害他们。敌人先向母亲左边的一个同志开枪，这个同志倒地后动了一下，敌人又补打了几枪。随后，敌人让母亲跪下。敌人的血腥屠杀，吓不倒她，她宁愿站着死，坚决不向敌人下跪。敌人硬将她推倒在地，向她头部打了一枪。由于她是女同志，头发披散，敌人又是在她被推倒在地的同时开的枪，子弹打偏了，从她左脸颊穿入由右脸颊穿出，母亲倒在地上，神志还清楚，知道自己没死，她接受了前一个同志血的教训，机智的一动不动。紧接着，敌人又将另一同志枪杀。他们三人面对敌人的枪口，都是宁死不屈，没有一个被吓倒而向敌人屈膝投降的。这时天下大雨，敌人行凶之后，仓皇撤走。老乡们来到现场，母亲躺在雨水和血水中，听到老乡们议论那两个同志是新四军的侦察员，她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为烈士报仇。

　　母亲伤势很重，隐蔽在抗日群众家中，吃、睡、走、坐都很困难，老乡满腔热情一心一意地照看她，给她搞了个靠椅让她半躺着，她觉得好受一点。她连稀米粥都不能喝，老乡只好将大米磨碎熬成稀汤一口一口地喂她。当时和上级党组织断了联系。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她，敌人来了，就把她抬到庄稼地里隐蔽起来。地里蚊虫很多，老乡用厚东西盖上母亲的腿，但她又热的受不了，上身还得靠手不停地扑打蚊虫，以免叮咬。敌人走了，老乡立即将她抬回家。尽管伤情重，但在老乡的照顾下她心情特别愉快，经常哼唱起抗日歌曲。

　　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残酷，加上敌人知道母亲没死，搜查就更加严密，时时刻刻都可能连累乡亲们，危及他们的生命。为了掩护她，乡亲们想了一个办法，放出风来说她坐船时从担架上掉进河里淹死了，敌人信以为真，放松了对这一地区的搜查。

　　在群众的掩护和照料下，母亲养好了伤，她怀着为烈士报仇，向人民报恩的感情，以极大的热情又重新投入了抗日工作。（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