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既需要“友好”又需要“敌对”。这一论断对于推动各项工作的创新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任何一项创新，都需要创新者锲而不舍地努力，需要他人真诚地支持和协作。但“敌对”意见也是必不可少的。“敌对”意见有利于纠正错误的思维，帮助查找失误和遗漏。这 种“敌对”意见可以说与“友好”的意见一样重要。众所周知，“定比定律”是法国科学家普鲁斯特发现的，但另一位名叫贝索勒的科学家也立了大功。他俩为探索“定比定律”曾经激烈地“敌对”了9年，最后普鲁斯特获得成功。可在世界一片赞扬声中，普鲁斯特把一半功劳归之于贝索勒。他说，正是由于贝索勒提出了种种质疑，才激发了他的智慧，迫使他更加深入地研究“定比定律”，直至最后发现了它。三峡工程之所以进展顺利，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当年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学者们也功不可没。由于这项工程投资巨大、科技含量和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从一开始立项就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甚至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质疑。在经过多年反复勘察、论证和规划之后，直到1992年在全国人大表决时，还有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持反对或保留意见。为此，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工程“贡献最大的是反对者”。

　　自然科学发展需要不同意见，社会科学发展同样如此。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许多科学论断、精辟思想，都是在对错误思潮、错误观点的批判中形成的。蒲鲁东曾写了一本名叫《贫困的哲学》的书，其中充斥各种错误观点。马克思撰写的《哲学的贫困》，就是批判他的。如何评估这两本书的因果关系？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一书所写的序言是这样说的：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给予了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见解树立起来加以发挥的机会。没有《贫困的哲学》，就不会有《哲学的贫困》。这说明，有对立才会有比较，有辨别才会有正确的思想观点。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在总结自己的科研体会时曾说：“我总是像法庭上正反律师那样，站在对立的立场以截然相反的论据来论证我的研究成果。”这话道出了发展科学、创新科学的真谛。事实上，无论是自然科学发展史，还是哲学社会科学进步史，既是一部不断批判和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历史，又是一部“友好”与“敌对”相互碰撞、真理与谬误相互斗争的历史。这是因为人们对科学客观规律的认识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由于科学研究的角度、探讨的方法、掌握的资料、认识的程度等，对每个人来说存在着差异，这就必然引起学术上的是非、正反之争。提倡、鼓励和支持不同或“敌对”意见展开充分的争论，是发展和繁荣科学的前提和基础。

　　部队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战斗力的提高涉及到方方面面，这就要求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既要接受相同的意见，也要能够吸纳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不同或反对意见是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的良方。领导干部在作决策过程中应当把不同或反对意见当成宝贵的财富，而不是相反。（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