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迁西八月十二日电(记者刘舒凌)一九三三年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告终。中国学者分析，蒋介石当局在长城抗战中“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不坚决的抵抗导致了任人宰割；应推动长城抗战历史研究，警示国人奋发图强。

　　十二日，民革中央与中国抗战史学会在河北迁西(七十二年前长城抗战主战场之一) 举办“长城抗战学术研讨会”。北京、天津十多位近代史学者以及近十位抗日名将后裔出席这一“记忆中首次为长城抗战举办的研讨会”。

　　一九三三年三月，侵华日军进逼平津，中国二十九军在长城关隘之一喜峰口地区作战，初期的长城抗战取得了喜峰口大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高冬琴、李钊探讨了其间各种因素。

　　高冬琴提出，长城抗战时期，二十九军的心理是自保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感交织的状态；正是拥有同心协力的集体心理，二十九军得以从一九三一年初的二万人发展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万人，成为支撑华北危局的劲旅。

　　她认为，包括二十九军在内中国军队在前期取得的胜利依靠的是精神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研究员江绍贞说，长城抗战前，蒋介石也采取一些措施准备抵抗，包括接连指示张学良部署热河防务、调动“中央军”部分军队北上等，认识到“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中国军队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顽强抵抗，也使日军三日内占领长城各要隘的计划破产。

　　“但在日军迂回攻占数个长城隘口后，蒋汪当局的重心很快放在了交涉上”，并于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签《塘沽协定》。江绍贞说，放弃抵抗只有任人宰割，推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一开始就决定了长城抗战的发展变化及结局。

　　在观点探讨中，学者们提出，研究长城抗战，是为了记住中国遭受外国侵略者践踏的血泪历史，奋发图强；现在，这部分研究深入程度远远不够，希望将来更多进行相关研究，重视这一段抗战史。

　　研讨会上，参与长城抗战中国将领后人还发布一份《征集长城抗战文物倡议书》。倡议书说，喜峰口所在地迁西为不忘历史、缅怀先烈，筹款在当地修建长城抗战纪念馆；特别呼吁，海内外所有参加长城抗战的将士及后辈子孙，捐赠长城抗战历史文物，如实物、图片、回忆资料等，供世人瞻仰；“先人英业，后人长继”。

　　发起倡议者包括于学忠将军之子于允长、冯治安将军孙女冯洁、佟麟阁将军之子佟兵、张自忠将军之女张廉云、郑洞国将军之孙郑建邦、赵登禹将军之女赵学芬等十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