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出诗人，激情造就音乐家。在日寇侵华的年代，一批同仇敌忾的中国诗人和音乐家走到了一起，创作出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其中的优秀之作成了妇孺皆知的抗战名歌，成为那段艰苦卓绝历史的见证。

　　五六分钟创作出《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

　　这首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堪称中国抗日救亡第一歌。对于这首歌，冼星海曾在其《创作札记》当中这样回忆道：“1935年回到上海……在上海大约写了300多首救亡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救国军歌》（塞克作词），我是在五六分钟内写成的，现在全国都唱。”的确，《救国军歌》是影响最广最大最持久的一支抗战歌曲。这支歌曲创作出来没几天，上海抗日救国会就高唱着它，组织了群众大游行；紧接着，阿英的话剧《春风秋雨》又将它作为主题歌，以致后来有人误认为《救国军歌》是一首插曲；傅作义将军曾把《救国军歌》作为指定的必唱曲目，在其部队传唱，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的部队也传唱过这支歌曲；重庆《新华日报》的报童、“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学生们、“西安事变”游行请愿的群众，都在高唱着这支歌；甚至，国民党的东北军有三个营在红军高唱《救国军歌》的感召下，停止了“剿共”，一致对外……

　　这首歌的词作者塞克（原名陈凝秋）早在日寇侵华初期，就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游击队后称“救国军”，实际上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那段艰难的抗战生活，使塞克刻骨铭心，也激发了他想以文艺作品来反映抗战的心愿。1935年，塞克来到抗日的文艺中心——上海。一天晚饭后，他独自一人在昏暗的马路上散步，一边走着，一边回忆起自己在东北救国军时的日子，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想，自己应该写一首有关抗日的歌曲了。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正一浪高过一浪，共产党还发表了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于是，“枪口对外”，就成了他腹稿歌词的第一句；而基于抗日战争必然胜利、中华民族必然解放的信念，他将“永作自由人”作为腹稿歌词每节的尾句。就这样，歌词的腹稿就在散步当中孕育出来了。回到住处，塞克趁热打铁将《救国军歌》的歌词完成。其实，“塞克”是陈凝秋的笔名，即俄语“布尔塞（什）维克”的简称。

　　第二天，塞克拿着抄写好的歌词稿，去了冼星海的住处。正在吃饭的冼星海端着饭碗看了一遍歌词，连声叫好。他顾不上寻找铅笔、橡皮和五线谱纸，便立即掏出了随身带的钢笔，在一个废弃纸烟盒上记下了旋律。一支风靡全国的抗战名歌，就在塞克抽完一根烟的工夫，被冼星海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后来，这支《救国军歌》在上海抗日救国会组织的群众大游行中唱响后，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

　　毛泽东点将创作《生产运动大合唱》

　　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日斗争。与此同时，一些反映大生产运动的文艺作品随之产生。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生产运动大合唱》，而这首抗战名歌，还是毛泽东亲自点将创作的呢！

　　1938年12月9日，延安各界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毛泽东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一著名讲演，并首次提出要在延安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会后，毛泽东、李昌和塞克3人在中央机关合作社食堂同桌进餐。席间，毛泽东指出，延安的文艺家应当用文艺作品来反映“大生产运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希望塞克以“笔耕”的形式来参加“大生产运动”。

　　1939年的春天，延安的“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根据地的繁忙景象对塞克触动很大，一天早饭后，他将自己关在屋里，进入了写作状态。到掌灯时分，多场《生产运动大合唱》的脚本一气呵成！冼星海拿到脚本后，于3月1日投入了封闭式创作。白天，他闭门谢客；晚饭后，就和塞克一起到东山或在窑洞前一边散步，一边探讨作品。他们谈到了其中的一首歌《二月里来》：“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他们一致认为，这应该是一支优美的抒情歌曲，应该有田野风味和民族色彩。按照这个设想，冼星海的曲子中吸收了中国民歌的元素。后来，这支歌曲果然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至今半个多世纪了，《二月里来》还是舞台上的保留曲目。他们还谈到了《酸枣刺》：“酸枣刺尖又尖，敌人来到黄河边。抗日军上前线，能打小鬼是好汉……”塞克告诉冼星海，这首歌词是他受了一种民间儿童歌舞的启发而写的，建议冼星海在创作的时候，可以参考那种民间儿童歌舞。后来，冼星海采纳了塞克的建议，将这支歌写成了儿童歌舞曲，深受青少年们的喜爱。由于对歌词的深刻理解，冼星海仅用了6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谱曲任务。

　　1939年3月21日，由冼星海亲自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了《生产运动大合唱》，并获得成功。接着，大合唱又陆续上演了几场，奠定了其抗战音乐经典的地位。

　　朱老总亲自抄写《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支至今传唱不衰的《游击队歌》，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任何一个听到《游击队歌》的人，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已经加入到了抗日游击队的行列。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组织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以文艺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其中，由马彦祥、塞克、聂绀弩、崔嵬、欧阳山尊、宋之的、贺绿汀等一批著名文艺家组成的“抗日救亡演剧一队”，由上海出发，走一站，演一站，动员全民抗战。这年年底，“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到达了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和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

　　有一天，演剧队得到一个消息：明天将有一批将士开赴抗日前线。他们觉得，应该创作一支新歌，为将士们壮行。于是，先由塞克、丁里、崔嵬、贺绿汀4个人讨论立意。他们聚集在一个老乡家的煤仓里，站的站，蹲的蹲，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开始了构思。这批将士们开赴前线，当然主要是到敌后游击区。因此，他们认为创作一支反映游击战的歌曲比较合适。题材定下来之后，四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凑起了歌词，不一会儿就凑出了“雏形”。贺绿汀是其中唯一的作曲家，歌词定稿和谱曲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时间紧迫，贺绿汀只能连夜挑灯奋战，和他睡一个炕头的刘白羽几次醒来，都看见他在埋头创作。第二天，出征的将士们踏上征途之时，文艺工作者们已经在凛冽的寒风中唱着《游击队歌》夹道欢送啦！

　　《游击队歌》很快就在临汾地区的八路军队伍当中传唱开来，也很快传到了总司令朱德的耳朵里。朱老总对这支《游击队歌》异常喜爱。为了翻阅方便，他亲自将这支歌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上。一有空闲，这位统帅就翻出这支歌，戴上老花镜，像一个歌迷一样反复吟唱，陶醉其中。（来源：解放军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