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沙特特约记者 齐水墨●本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张晓东

　　在沙特前国王法赫德的葬礼上出现了这样一幕———众多前来送行的中东领导人中，曾与法赫德“并肩战斗”过的只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其余的大多是已故中东领导人的儿子或战友，如约旦前国王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的儿子巴沙尔、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主席阿拉法特的战友阿巴斯等。有分析指出，随着领导人的新老交替，美 国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双重渗透，中东各国正面临着新一轮挑战。用以色列情报专家的话说，“现在的中东，可能正发生一场比上世纪初列强瓜分时更猛烈的转变”。

　　从“中东斗士”到“西方学者”

　　中东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战火最多的地区。几次中东战争和海湾战争使老一辈领导人普遍有一种战争情结，他们相信军队、相信结盟、相信强力统治。这些时代烙印决定了中东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经历和威望不同。老一代领导人大多是在战争的警报声中成长起来的。已去世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戎马一生，参加了数次中东战争。因此，侯赛因政权在约旦非常稳固，即使在约旦率先接近以色列，备受指责的时候，其国内政局也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侯赛因的儿子、现任国王阿卜杜拉的生活经历则完全不同。他4岁就被送到英国读书，长大后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乔治敦大学。现在约旦政府高官的高学历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与此相似，已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曾被称为“雄狮”，而接班的巴沙尔曾一心想做个眼科大夫，甚至拿到了英国眼科硕士学位。为了把儿子扶上总统之位，阿萨德撤掉了副总统、总参谋长、情报负责人等众多军政高官。现在的中东领导人中还有不少人有西方背景，如摩洛哥新国王在法国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巴林埃米尔曾就读于英国贵族学校等。这种现象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一场战争的结束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其次是观念和治国方针不同。中东老一代领导人大多接受本土教育，从小就与殖民主义打交道，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较深，因此更为传统，也较为保守。而新领导人从小就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有着很深的了解，对以民主和法制的方式治国更为推崇。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新领导人缺乏宗教和民族号召力，其国内压力较大，要尊重传统、尊重伊斯兰文化、尊重中东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很难放手进行改革。

　　第三，面临的任务不同。老一代所要面对的核心矛盾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而如何融入国际社会、避免被边缘化以及应对恐怖主义，是新一代领导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许多阿拉伯评论家指出，伊拉克战争使新一代领导人的紧迫感加强，一个对内严密控制而不发展经济，对外封闭自守或靠与大国结盟来追求生存空间的国家已经很难在中东立足了。

　　美国在中东“以变化求利益”

　　尽管中东领导人的更替备受关注，但有人认为书写中东历史的关键人物是美国。8月7日，在中东很有影响的卡塔尔《旗帜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埃及允许多个候选人于今年9月竞选总统，是美国施压的结果，这在以前是无法想像的。埃及自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后，先是经历了纳赛尔时代，那时，谁若提出自由选举，将遭到砍头或是埋入沙漠的厄运；接着，萨达特统治时期，有人提出自己要竞选总统，结果以“神经有问题”为由被捕。这篇文章称，目前埃及采取的选举形式是“自古埃及法老时代至今，最具历史意义的举措”。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结果。

　　如果说传统的美国中东政策可以概括为“以稳定保利益”的话，那么美国新的中东政策则可归纳为“以变化求利益”。由于中东固有矛盾错综复杂，美国的政策有可能引爆一些潜在冲突，把中东这艘大船推向一片完全未知的水域。

　　中东国家盛行权威主义政治，一个家族、一个政党或某个个人长期把持政权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的主要特征。在这种传统结构下，有三种政治反对力量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东各国。第一种力量是历次政治斗争的失意者，他们或流亡国外、或蛰伏于国内、或者干脆依附于某些国外势力，由于他们原本就是现有体制的一部分，因此，并没有很深的民众基础。第二种力量是西方人眼里的所谓“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较高，对现代西方民主有较多的理解，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是处于社会之外的一个阶层，他们也许对政治变革充满期待，然而他们缺乏领导政治变革的能力。第三种力量是以各种名目存在的宗教政治组织，他们来自社会底层，有着极强的使命感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直是以现存政治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的。目前，美国人已认识到，其执行了几十年的中东政策导致中东各国的反政府力量无处容身，只能借助宗教政治组织。而各国政府则反过来对美国说：“要么支持我们，要么与毛拉们打交道”。美国至今仍没有走出这个怪圈，美国国务卿赖斯6月访问埃及时虽然会见了反对派代表，但对于外界要求埃及取消宗教禁令一事却只字不提。

　　“民主政治”也许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在中东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区实现民主的过程未必美好。目前，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沙特首开地方选举，埃及则数十年来第一次要进行有多位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眼下还无法预知政治民主化将会在这两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产生多少成果，也不敢断定伊斯兰力量一定会成为民主选举的胜利者，但人们可以看到，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民主果实对美国多少有一点“发涩”：伊拉克进行了一次不错的选举，不过，上台的却不是美国中意的人选和政党，而是曾被美国人视为极端组织的政党；在黎巴嫩选举以前，叙利亚人被挤出传统势力范围，然而，亲叙利亚的政党、特别是被美国人痛恨的真主党依然是黎巴嫩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原教旨主义出现分化

　　随着中东民主化的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反恐浪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在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权，在体制内发挥作用。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均参加了议会选举，有的甚至加入了政府。这主要是因为其活动受到国际反恐浪潮波及，不得不选择合法方式表达其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一部分原教旨主义者虽然反感美国，但不同意采取极端方式，他们公开声明反对“基地”组织的行为，他们只希望通过伊斯兰法治国，反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原教旨主义者中的极端势力则借美国施压、国内领导人控制能力弱化的时机，呈网络化迅速发展。

　　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不把它放到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交往史、中东社会发展进程、伊斯兰宗教思想、统治集团的长期政策和阿以冲突等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是无法理解的。美国反恐政策形成于“9·11”恐怖袭击这一特定事件之后，它以当下的美国安全威胁为主要政策目标，以报复性军事打击为主要手段，把拜火教式的善恶两元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恰如一些美国分析家所言，这一政策主要是基于信念而不是事实、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仔细地计算得失来制定的，因此，美国的反恐战略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人们也许不得不承认，“9·11”事件使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而，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却又使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了新生：虐囚事件、无辜平民的大量伤亡等事实至少使伊斯兰世界的部分民众相信，美国人和支持美国的人没有理由不受到惩罚。

　　中东开始没有航标的旅程

　　中东的政治发展、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新动向以及各国政权逐步向年轻一代过渡等问题正相互扭结在一起，共同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同时，作为中东地区局势发展的主导性力量，美国已比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任何一个政权获得了在中东地区更多的行动自由。也许，正是这几种历史力量的结合，中东已开始了一次没有航标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