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好战的近卫文麿内阁在日本登台，东京开始盛传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九一八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华北的中心城市北京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此时的北平城依旧雍容宁静，但是这个城市也在缓慢的变化。历史宫殿变成了饭店和茶馆，著名的寺庙变成了军营和警察所，古老的雪松、柏木和银杏树遭到砍伐，成了烧火用的木柴，政 治标语遮盖着城墙和匾额。

　　其实北京已经是一座围城。在北平周围，日本华北驻屯军已达五千七百多人。再远一点，东面，有日本扶植的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1万多人，北面的热河集结着日本关东军，西北面察哈尔有伪蒙军约四万。

　　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卢沟桥上，穿着灰色棉衣、打着裹腿、提着步枪的29军士兵守卫着卢沟桥，身后背着的大刀是这支军队特有的标志。战争一旦爆发，几百米外的平汉铁路，将成为北平居民南撤的生命线。

　　两年前，日军迫使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进驻平津一带。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成为中日矛盾的焦点。一方面二十九军担当起华北的重任，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中央政府和日本的冲突获得了平津地区，处境微妙。宋哲元的态度从1933年长城抗战时的强硬逐渐变为对日妥协，以维持自己在华北的生存。

　　四五月份，日军在丰台、宛平城一带不分昼夜进行演习。

　　由于日军不断挑衅，形势一触即发。宋哲元把军事指挥权交给部下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自己以“省亲扫墓”为名回老家山东乐陵避风头。遇事躲避拖延，是宋哲元对付日军讹诈的一贯策略。

　　从当年流行于河北遵化的一首民谣中，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对当时局面的形容：“北方有阎宋，南方有蒋汪，全是一家人，各有各主张。若能同了心，外国瞎当当。”

　　7月8日，一名叫邓云乡的北平中学生正开始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单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香皂，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奥，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奥……”。“就是这样一个声音，一下子惊破了北平古城的宁静气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迟钝，昨夜睡觉时，清晨起床时，都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一张小小的号外，放在面前，侵略者来了……”邓云乡在他后来的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邓云乡 《文化古城旧事》

　　7月7日深夜，正在芦沟桥一带进行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宛平城内进行搜索，遭到宛平守军拒绝后，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而此时日方的谈判代表还在宛平城内，驻守该城的中方士兵断然开枪抵抗。七七事变爆发。

　　当他回到家中，邻居们也正在议论此事，“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7月8日凌晨，在日军攻打宛平城后一个小时，日军伤亡惨重，未能进前一步。凌晨2时，中国守军主动出击，组织大刀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就在大刀队收复铁路桥的当天，歌曲家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迅速传唱开了。

　　同一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后，中共又通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同是这一天，各大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南京专电“……”这是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要宣传部长邵力子对事变不加任何限制进行的如实报道。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已经下决心抗日了。否则，他一定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而不去刺激国民的情绪。9日，他下令孙连仲等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孙连仲等部进入河北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准备遵守屈辱的“何梅协定”。之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线集结。

　　得知“七七事变”发生的贝特兰决心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车站上，在《华北前线》一文中，贝特兰这样描述说：

　　“……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是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

　　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感慨地写道：“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明天，大概她们要站在街头，向路人递过‘千人针衣’，它用来保护日本兵去完成‘建立东亚永久和平’的神圣使命。”

　　7月11日，在山东乐陵老家躲避风头的宋哲元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他没有理会中央政府要他赴保定准备战事的命令，径直北上天津，寻找与日本协商解决事变的途径，他仍然认为只要让点步，吃点亏，事情就会过去。

　　宋哲元与日军达成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等协议。卢沟桥事变之初，日军因为兵力单薄，并没有占到便宜，吃亏的日军采用了缓兵之计。在北平的备战会议上宋哲元表示：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吧。

　　”

　　此时，在北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线上，一列列车皮，正加紧运送日本兵。在丰台进行战地报道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看到的是：“中国的头二等客车，中国的司机，开着中国人民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载着人家的军队，经过中国的领土，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讲话，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3日，中国政府获得情报，除关东军外，日本陆续开往华北的增援部队已经达到10多万人。

　　华北的日军人数全面超过二十九军，平津危在旦夕。宋哲元终于清醒过来。当日军再次逼迫他从北平撤军时，宋回答一个月后再办，日本人问为什么，宋回答说，目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这实际上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典型的“宋哲元式拒绝”让日本人哭笑不得。但是，宋哲元觉醒得太晚了。

　　此时的北平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

　　7月28日成为邓云乡记忆深刻的一天，“这天黄昏后，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剧烈，还有炸弹的声音，震得窗户乱动乱响，好像离得十分近。那天晚上，连孩子们也没有睡好觉，大家都把心提到了喉咙口了。接近天亮的时候，枪炮声稀落了，沉静下来，但是这种沉静，似乎比枪炮声更使人感到恐慌，究竟怎么样了呢？”

　　已经来到北平的贝特兰在安静的清晨中醒来，“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

　　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后，天津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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