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备控制与国际裁军领域，提起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自1969年以来，该研究所每年出版一本关于世界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年度报告。由于它资料翔实，立论中允，已成为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研究人员和新闻媒体经常使用的权威性资料来源。尤其是年鉴中关于各国军费开支的统计资料，更成为全球军事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基本数据。

　　学生倡议建立，促进世界和平

　　不久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驱车来到斯德哥尔摩北郊的一处名为小弗略松达的地区。国际和平研究所就位于该区的一栋白色建筑内。研究所新闻官叶娃玛丽亚女士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她介绍说，她来自德国，在这里工作已经很多年了。随后，她带我参观了研究所的图书馆、所长办公室等地。在办公楼一侧的主会议室，简单地布置著一些与研究所历史有关的展品，墙上悬挂著历届所领导的照片。

　　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历史并不长，迄今不到40年。20世纪60年代，冷战气氛迅速蔓延，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地处东西方交界的瑞典时刻感到和平的脆弱。社会上各种和平团体应运而生。1963年，瑞典隆德大学一个名为“社会民主学生会”的组织给瑞典政府写信，倡议“成立一所政治上完全独立的研究国际冲突与和平的机构”。

　　1964年，时任瑞典首相的厄兰德发表声明指出，从1814年后，瑞典已有150年未卷入任何战争。为纪念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瑞典应建立一所专门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机构，以便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经过瑞典议会的讨论，1966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正式成立，当时确定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世界军备、军费、武器贸易、化学武器、裁军和军控谈判与建议，以及军事活动对人类的影响等。

　　据叶娃玛丽亚介绍，研究所的资金主要来自瑞典政府。2004年，瑞典政府为研究所拨款2700万瑞典克朗(约合400万美元)，占研究所整个预算的85%，另外15%的经费则来自其它国家或基金会的捐助，但所有捐助方都不能干涉研究工作。

　　研究所由管理委员会、所长、副所长、研究委员会和后勤部门等组成。另外，还有个顾问委员会作为研究所的咨询机构。管理委员会由8人组成，由瑞典政府任命，任期5年，其职能是决定与研究计划、研究活动和财务管理有关的重大事项﹔一般事项由所长自行决定。研究委员会为所长提供与研究有关的咨询。研究计划由研究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共同提出，研究成果请所外专家进行审定。

　　由于从事的是国际问题研究，研究所的机构设置主要体现了国际化特点，研究所50多名研究人员来自世界各地。该所每年就若干课题召开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政策文件》等。

　　学术水平一流，所长多是外交官

　　一百多年来，为避免国家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瑞典政治家们一直坚持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使和平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保持客观与中立的特性。即使在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也很少怀疑研究所报告的可信度。

　　现在，和平研究所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国际合作平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它虽然只有50多名专职工作人员，但研究视角遍及五大洲，研究课题几乎涉及当今世界所有的安全热点问题。该所和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做到资源共享，项目合作完成。各合作单位可以向和平研究所派遣客座研究员，到和平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进行与裁军、安全有关课题的研究。另外，研究所也接受对其研究课题感兴趣的实习学生。

　　管理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或研究人员，例如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汉斯·布里克斯就曾名列其中。研究所的所长由管理委员会提名，瑞典政府任命，任期5年。为扩大和平研究所的国际影响，几乎历届所长都由非瑞典籍人士担任。例如，第一任所长是英国学者罗伯特·尼尔德。在他的建议下，研究所开始编撰年鉴。历届所长大多活跃在学术和外交两个圈子里，既为研究所提高了知名度，又使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超出理论本身，有了实践意义。作为学术带头人，历任所长充分利用研究所在军备控制领域的优势，与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日内瓦裁军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禁止化武组织筹备委员会等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他们甚至与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也有直接联系，并多次主持调解国际纠纷。

　　现担任波兰外长、波兰国家安全会议成员的罗特菲尔德，曾两度出任和平研究所所长。现任所长阿莱森·柏雷丝女士，是该研究所的第六任所长。在担任和平研究所所长之前，她曾经担任英国驻芬兰大使。1987年，她还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

　　加强研究中国，合作促进安全

　　近年来，随著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平研究所加大了对中国军备的研究。由于有曾在北京工作的背景，柏雷丝所长对中国的兴趣浓厚。她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全球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研究所希望通过与中国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合作，共同推进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工作。现在，所里研究裁军问题的30多名专家中，有五六名资深亚洲问题学者，每年通过中日韩等国公开发表的国防政策报告和一些防务周刊等出版物，搜集信息以作分析之用。

　　在柏雷丝所长的亲自推动下，2003年，和平研究所的年鉴首次翻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今年4月，柏雷丝又亲赴北京，出席2004年度报告的中文版发行仪式。在2004年年鉴中，专门有一章谈中国的军事问题，名为“中国的新安全观———多边主义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专家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愈来愈多

　　地参与地区和全球多边安全进程，并逐步在其中采取主动行动。中国军队甚至开始参与同其它国家联合进行的演习，以扩大交流，为国际维和行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是该所第一次在年鉴中单独发表有关中国的章节，可见研究所越来越重视中国在国际和平中的作用。和平研究所还与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国防大学等机构有密切合作。上述中国机构也常派研究人员到和平研究所进行6个月到1年的研究。

　　6月7日中午12点，虽然是午饭时间，瑞典外交部新闻中心的大厅里却座无虚席。近百名来自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代表们此刻都关注著一本新书的发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世界军备与裁军2005年年鉴》。“2004年，全球军费开支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而导致全球军费不断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军费开支激增，占到了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7%，远远超过列在其后的32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作为研究所的所长，柏雷丝当然清楚自己说出的这一串数字的分量。

　　近年来，美国常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但新出版的2005年年鉴显示，虽然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的军费增加较快，但跟美日等国相比，发展中国家被远远抛在后面。这让美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中所谓的“中国军费开支世界第三”的言论不攻自破。

　　根据这份最新的年鉴，美国2004年的军费开支比前一年大幅上升了12%，达到4550亿美元。而且，根据美国政府的计划，美国军费还将继续增长，到2010年将破纪录地达到5020亿美元。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近年来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的日本。综合近年来统计，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军事支出大国，其人均国防费用居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