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还是部队的电影放映员。我所在部队的七连是军区有名的施工模范连，常年在深山里修路、架桥。在那孤寂的大山里，既无电视，又无广播，大家住的地方也是临时搭建的窝棚，条件相当艰苦。官兵们每天收工回来，身披岩粉末，相互看着熟悉且毫无生机的脸，拖着疲倦的身体跌进窝棚。对于他们而言，在山间那块平地树起银幕看电影的日子就是他们感觉最幸福的时刻。由于山路难行，我只能十天半个月去给他们送一次“幸福”。在他们眼中，我是播撒欢乐的使者。

　　春节渐近，窗外不紧不慢地飘起了散落的雪花，使上山的路更滑。我暗自庆幸，总算可以围着火炉捧上一杯清茶舒舒服服地过年了。

　　大年二十九的下午，七连指导员来了电话。虽然电话吱吱啦啦混着杂音，但我感觉出那语气里有渴盼夹着恳求：“小王，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们放场电影？工程逼得紧，全连没有一个回家过年的，总得有个过年的气氛吧？”我急了，有些不耐烦：“现在山高路滑，车上不去，我拿什么去放？总不能背着去吧？”说到此处，电话那头却透出了兴奋：“背？背就背！我派人去背放映机，你来放！”我变得语噎，只好极不情愿地答应了他。说真的，我真不想出这趟差。

　　一个半小时后，6个头戴大棉帽的兵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连口气都不歇，扛上电影机就走。我被视为重点保护对象。他们只让我扛着不到10公斤重的电影银幕。我们弓着背往前走。北风吹着口哨陪伴着我们。天渐渐黑了。路愈来愈难走，走进山腹更不好玩，路下面就是要命的深谷，路面上还结了冰，走在上面让人胆战心惊。老兵走在前面，在崎岖的山路上打着手电筒为我们照路。那捆电影银幕渐变沉重。汗水渗了出来，紧贴在皮肤上与衣服纠缠着，惹得我不知为谁而怒。唉！大过年的还要这般折腾。

　　突然，一声脆亮的爆竹声传来。啊！过年了！筋疲力尽的战友们又精神抖擞起来。那密集的爆竹声如同擂响的战鼓，催着我们的脚步加快。

　　到了！我几乎虚脱。一看表，乖乖，10多公里的路竟然走了将近3个小时。让我吃惊的是，都这么晚了，又这么冷的天，竟然没有一个人去睡觉的。指导员和战士们迎了上来，如同簇拥着凯旋的英雄走到山间的那块平地。

　　架好放映机，在装上电影片待放的空隙，我借着灯光环视了一下我的观众。数百只眼睛正在静静地盯着我，那目光中流动着焦灼、期待和兴奋。山里的冬夜寒气逼人。我的手脚已如冰块般没有了知觉。可官兵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雪地里，正如饥似渴地享受着过年的“精神食粮”。影片放完了。虽然是一部老掉牙的《洪湖赤卫队》，但战友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们又向我投来了另外一种目光，那目光透着感激、满足和幸福。

　　望着眼前黑乎乎的大山，看到战友们所处的环境，我终于明白了放一场电影好似过个年的感受。是啊，在这大山里，常年陪伴官兵们的是孤独、寂寞、艰苦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从来没有企求过什么，只要看上一场电影就能满足他们枯燥已久的心灵。我觉得那些兵们的形象高大起来，而我显得愈来愈渺小。我备感羞愧。

　　如今，关于春节我有了许多不同的过法，可唯有那年在那大山里和兵们一起过年的画面仍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在那个除夕夜，我为他们放了一场电影。（来源：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