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0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的奇观。近代史上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反对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它洗雪了百余年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在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中，中华儿女奋起反抗，共赴国难，浴血沙场，前仆后继，发扬“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最终彻底打败日本侵略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抗战精神如日月经天，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发扬光大。

　　最近，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联合举办了全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一主题，进行了有广度、有深度的再发掘，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现将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发言的部分观点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赢得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解放，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斗争和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书写了辉煌篇章。

　　任何一场决定民族命运之战，其结局必然改变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在对抗外部的挑战与凌辱时，很少有令人骄傲的记录。日本军国主义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如火山迸发，气势如虹，面对战力远远强于自己的敌人，八路军先后在平型关、雁门关和阳明堡作战中告捷，百团大战的胜利更使日本朝野震惊，新四军驰骋于江淮河汉，东北抗日联军鏖战于白山黑水，国民党军队相继取得了台儿庄、昆仑关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纵观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真正成了一部破天荒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史。中日一战，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格局，使日本和中国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表现得相当彻底——日本军国主义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中国获得了历史上难得一觅的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

　　当我们把视野放大到世界范围，就会发现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华民族以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和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抗击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70%，不仅打破了日军北进苏联的计划，而且迟滞了日军南下太平洋的行动，彻底粉碎了德、日法西斯欲北攻高加索、中东，南攻澳大利亚，在埃及和印度实现东西会师的战略图谋，从战略上给苏美英等国作战以有力支援，使盟国“先打德国再击日本”的先欧后亚战略得以实施。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决不仅仅关系到民族自身，它必将对世界和平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举足轻重的军事实力和有目共睹的战场胜绩，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发挥了抗日的先锋模范和中流砥柱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形成的，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成为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正是巩固的统一战线，才使全民族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充分释放，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成为各种抗日力量的中坚。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整套符合客观实际的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形成驾驭战争变化、指导战争进程的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决策鲜明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规律，有力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正是通过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争，才从根本上实现了敌我力量对比强弱的转换，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紧紧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抗战的基本纲领。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只有5万多人，而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毛泽东）。

　　伟大的革命战争，须臾离不开代表民意、坚强有力、科学果决的战略领导者与组织者。抗战的历史证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戴。事实上，此后进行的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在此时就已经奠定了基本的结局。

　　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指导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处于内战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战略作战中，如何正确运用战略和策略携手破敌，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在敌后和正面，开辟了既相互依存又各具独立性的战场，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即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战略。到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在作战指导上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创建抗日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红军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锋芒所向，直插日军侧背，造成了犬牙交错的战略优势：向着敌后大步挺进，快速建立游击区，形成众多内线和外线夹击敌人的火线；在非固定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作战；对敌实施包围与反包围，不给日军以大块空间……抗日根据地的总体布局，构成了相互策应的作战体系，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形成三面或四面包围，胜绩大比例增多。

　　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党成功的战略指导，它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壮举如潮，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淹没入侵者的汪洋大海。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成为反侵略战争舞台上的重头戏。

　　对日作战战略指导的成功之处，在于冷静判断战场形势，真正找出隐藏在表象之后的以劣胜优的客观规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长，逐步积累力量，最终实现战场优劣形势的转换。

　　总体上说，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战争敌我军力对比优劣悬殊的情势判断是清醒的，主张采取持久消耗战略。1937年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案》，正式宣布“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至此，在国共两党共识的基础上，中国抗日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确定下来。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准备在华北与日军进行消耗战。随着上海战事爆发，国民党开辟了淞沪战场，迫使日军把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向上海。当日军主力被诱入淞沪战场后，日军不得不在华北、华东两个战场同时作战，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严重受挫。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实行内线防御，层层据守，节节抵抗，虽伤亡惨重，却迟滞了日军进攻。尤其是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数次长达三四个月的大规模战役，重创日军。倘若不是国民党当局战略指导的重大缺陷以及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消极防御，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而不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失去了打持久战的深厚的民众基础——国民党军队的作为本来可以比当时要大得多。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开始保存实力，消极等待。1939年底，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失利，此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军基本上“敌来我挡，敌退我停”，很少出击，甘处被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队乘势打了一个漂亮的长沙保卫战，但并没改变“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基本是作壁上观。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积极配合，共挽国殇，对侵华日军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杰作。

　　从战场布局来讲，“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毛泽东）。统一战线内的这种分工，既是全民族抗战战略上的需要，又客观反映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实际情况。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拥有200万正规军，举凡兵力、装备、训练、给养，无不远远强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势所必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数量少，装备差，但能打游击战，善于组织民众，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擅长于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两个战场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各自施展优长，采取不同战法，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折射出爱国主义精神之光。

　　抗战初期，当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打了第一个大胜仗。接着，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前出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掩护友军退却。太原失陷后，友军南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八路军为主力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

　　敌后战场形成之后，当正面战场进行徐州、武汉会战时，八路军主力施以援手，挺进冀鲁平原。特别是1940年六七月间，当日军加紧政治诱降，攻占宜昌，造成溯江而上威胁重庆之势时，八路军于八月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先后有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大大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打通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交通线，正面战场严重受挫，八路军、新四军即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起强大攻势，实施局部反攻，使沿平汉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在打到平汉线南段之后，不得不回师华北。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正面战场在敌后战场的有力支援与配合之下，先后进行了太原、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略性战役，毙伤俘日军25万，牵制日军70余万，国民党军队付出了伤亡104万的重大代价，客观上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敌后的战略展开。在敌后战场形成之初反击日军围攻时，国民党军队或直接配属八路军参加反围攻作战，或间接配合，都曾起了积极作用。

　　在两个战场形成夹击的战略态势下，日军陷于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被动，不得不在15个月后停止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发挥核心作用，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正面战场则由于消极抗战的错误指导，“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但它仍然牵制日军30%-40%的兵力，从战略上看，对敌后游击战争也是不小的支援。可以设想，如果只有一个战场，那么日军就会毫无顾忌地集中全力毕其功于一役，速胜图谋得逞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两个战场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欲战胜强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惟有举国同心，团结一致，和衷共济。

　　抗战精神的当代昭示

　　历史千年流变，抗战精神不朽。60年过去了，历史把一个庄严而凝重的使命留给今天与未来。当我们立足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前沿，以新世纪的眼光回头看，就会从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获得开创未来的警示与启迪。

　　昭示一：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血与铁的考验面前，中国人民焕发出的伟大精神，照亮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之路。这种精神的灵魂是炽热的爱国主义，基石是高度的民族认同，动力是强烈的忧患意识，表征是决死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弘扬这种民族精神，以此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时，中华民族的整体能量将再次得以充分释放。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抗战烽火中创新军事理论的优良传统，将引领我们洞悉新军事变革的大势，立足世界军事发展的前沿，积极探索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规律，创造符合信息化要求的人民战争的新的战略战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推动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昭示二：强化战斗精神，积极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分裂则国运衰，统一则民族兴。当年，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的机会。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就了国共合作、举国抗敌的伟业。遗憾的是，60年前抗战胜利时脱离日本侵略者魔爪的台湾，至今仍与祖国大陆处于分裂状态。国际上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强盛，绞尽脑汁利用台湾问题从中渔利。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与“台独”分裂势力，是最令人担忧和最值得警惕的。任何人也动摇不了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实现祖国统一，必须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作基础。能战方能言和。眼下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是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高质量地做好军事斗争各项准备工作。除了物质准备，更要做好精神准备，强化真抓实备的紧迫感，强化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确保一旦有事不辱使命。

　　昭示三：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所带来的压力，是21世纪的显著特点，高科技质量优势已成为国际军事竞争的主要标志。捍卫独立主权，维护国家尊严，谋求自身发展，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有国无防，无异于开门揖盗。胡主席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着眼国家利益和军队建设全局，根据军队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新的历史使命既是对我军性质宗旨的新要求，也是对我军地位作用的新概括、职能任务的新拓展和发展目标的新定位。我们汲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宝贵历史经验，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上来，凝聚到实现我军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上来，凝聚到增强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上来，从而为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奠定坚实基础。（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