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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明天将二审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7月18日 16:08 新闻晚报

  新闻晚报讯 万众瞩目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明天中午将在日本东京法庭二审判决。

  昨天,湖南声援团一行46人从上海转乘国际航班飞往日本。抵日后,他们将和受害者一起,进一步向东京法庭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并列庭听取二审判决。

  本报独家采访细菌战幸存者张礼忠、原告团团长王选、细菌战最早发现者之子谭家麟。

  常德细菌战发现者后人透露细节

  “为尸检,父亲几乎下跪”

  “1941年11月4日上午,日本人投了鼠疫病毒,下午,我父亲就得出诊断并发出警告。可谁又知道,他为了完成这份尸检,几乎向死者家属下跪。”前天谭家麟告诉记者,这次湖南常德赴日声援团中,他的身份是:当地首位发现细菌战的医生之子。

  细节一:轰炸飞机投下谷麦

  1941年,谭家麟只有8岁,因为学校放假,他喜欢跟在担任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身后,到处看看。

  11月4日,常德县城显得格外平静,谭家麟抬头向上看,天空大雾笼罩。突然,警报响了,日本飞机要来轰炸了。

  但是那天,什么也没发生。一架九七式轻型飞机,飞临常德上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炸弹,而是从东南向西北飞行,沿途撒下一些破布、烂棉花、谷麦、黄豆等。“当时,父亲警觉地对我们说,千万不要碰飞机上丢下的任何东西。”谭家麟回忆说。

  细节二:谭学华不是细菌专家

  那天下午5点,空袭警报解除后,居民纷纷返城,清扫并焚烧空投垃圾,同时将一包垃圾送往当时常德唯一的一家医院———广德医院化验。时任广德医院院长的谭学华对空投物进行检查后,认为日军撒下的很可能是鼠疫杆菌。

  “父亲每天看报纸,对浙江那边的情况非常熟悉。”谭家麟说,其实,父亲并不是一个细菌专家,只是一个临床医生。

  第二天,谭学华在由常德县各个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上,最先发言陈述详情。

  细节三:用兔子取代小白鼠

  1941年11月4日下午,谭学华必须确认日本飞机投下的空投物的细菌种类。问题是,缺少营养剂,无法培养细菌;缺少小白鼠,没法动物实验……“当时情况太危急,父亲急中生智,抽取了当地感染血吸虫病患者的腹水,后者含蛋白质,能当细菌培养剂;再到外面街上,买了几只小白兔,充当实验动物,在以后几天的实验中基本确认,日本在常德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细节四:几乎向死者家属下跪

  1941年11月10日,街道上出现了大量的死鼠。

  11月12日,也就是日军空投鼠疫菌的第8天,魔鬼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常德第一例鼠疫患者出现了。家住关庙街的12岁幼女蔡桃儿因高烧寒颤送广德医院急诊。

  当时,谭学华对其进行了检查,确诊为鼠疫。蔡桃儿13日上午因鼠疫导致心力衰竭死亡。谭学华对其尸体进行了解剖。通过对空投物的检查,尸体解剖,诊察鼠疫患者之后,谭学华确定:日本飞机撒布的的确是骇人听闻的鼠疫杆菌。

  “常德当时的民俗中,尸检是大忌,但如果不能完成解剖,就不能确定细菌种类,为此,父亲几乎向家属下跪,最后他的诚意打动对方,后者答应尸检。”谭家麟说。此后,各方医学救援才纷纷赶到。□晚报记者 徐哲摄影报道

  常德细菌战幸存者回忆当年

  “弟弟在我面前抽搐而死”

  “1938年的‘全家福’啊,小康人家一下没了4个人,我的两个亲弟弟得了鼠疫,浑身抽筋,死在我面前,我不敢大声哭。惨啊!”前天,74岁的张礼忠一字一泪地说。他是这次湖南常德细菌诉讼战声援团的两名原告代表之一。

  小康之家 被日军炸没了

  “从这张1938年的‘全家福’”说起吧。”张礼忠坐在田林宾馆的房间里,眯着眼睛开始回忆,尽管这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有些残忍。照片上张礼忠一家人其乐融融,当时,张礼忠还叫张国珍,6岁。在家里,他排行老二,身边是襁褓中的老四,妈妈肚子里还有老五。

  可惜,他们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

  张礼忠家境殷实,是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父亲张金延,当年在湖南常德最繁华的地段开了家张文化刻字店,生意兴隆,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当时家里盖了两层楼的房子,我有一间自己的卧室。”张礼忠的回忆充满温馨。

  1938年下半年,一切发生了变化。张礼忠在常德最好的学堂上学,老师告诉学生们,日本兵要打进来了。果然,到了冬天,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常德广场(飞机场)。

  1940年阴历五月初七、初八,日军飞机丢了燃烧弹,张礼忠的家被完全烧光。

  1941年秋的一个清晨,警报刚响,日军就开始轰炸,张礼忠左小腿被弹片炸伤,直流血,“你看,现在我腿上还有伤痕呢。”张礼忠卷起裤腿,指着梅花一样大小的一个伤疤说。

  当天下午解除警报回城后,张礼忠看到墙上粘有人血人肉,电线上挂着人的五脏、手脚,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扔炸弹)”,这是张礼忠儿时唱得最多的歌。

  年幼胞弟 惨死在我面前

  1941年,张礼忠的爸爸妈妈告诉他,千万不要拣飞机上丢下来的钢笔、饼干,“因为常德报纸上登了,浙江那边好像有人感染鼠疫病毒。”

  当时已经8岁的张礼忠能懂其中的道理,但他那刚刚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呢?1942年4月的一天,家里一个叫毛妹子的丫头,和孩子们出去玩了一趟回来,就开始发高烧,颈项肿大、全身乌黑。

  奶奶摸了摸张礼忠四弟国民、五弟国成的额头,发现他们也开始发烧。家里马上请来郎中,郎中对父亲说,三人的病情一样,可能是鼠疫。“我爸赶紧要两个学徒租了小划子(船),把毛妹子送回农村,第二天便死了。两个弟弟也发高烧,脖子肿大,腹股沟肿大、抽筋,身上还有些乌黑血块,第二天也先后死亡。

  “他们就在我面前抽筋,慢慢瘫倒……我真是一辈子难忘这个场面,死的都是我的亲人啊!”张礼忠拿起手边的毛巾擦起眼泪。

  埋葬亲人 不敢大声哭泣

  当时,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生怕哭声被保长、甲长知道。那时高山巷口有警察站岗,担心警察发现抢去烧,所以一家人只能小声地哭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清晨,我爸把两个弟弟放在箩筐的两头,上面盖着衣服,随早晨往郊区逃难的人群,去小西门外,找了个乱葬岗挖坑掩埋,埋葬时也不敢放声大哭,生怕被人知道。”张礼忠说。

  两个小孙孙去世,奶奶伤心过度,在1942年的冬天病故了。

  他的祖父张友元,也于1943年阴历九月染肺鼠疫吐血泡身亡。两年之中全家死了五口人,房屋三处被烧光,父亲精神上打击太大太深,在1944年冬病死,当时只有43岁。

  “你们别问了,一问我就掉眼泪,我现在不抽烟不喝酒,攒钱一是搜集细菌战的资料,二是为了到日本打官司,要一个公平的判决。”张礼忠说。□晚报记者 徐哲摄影报道

  原告团团长王选临行前接受本报采访——"此行,我不再孤单"

  晚报讯 今天中午12点50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赴日,抵日后将与浙江、湖南声援团会合。临行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说,她的“事业”有了3个接班人,这次去没有以往的那种孤独感,“从事实、法理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赢。”

  16日晚9点45分,记者拨通王选家电话时,她刚从义乌回来,行李还没放好,晚饭也没来得及吃。谈及此行新的发现,王选说:“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证据,浙江金华有一个老人,调查了当地40多个村子的细菌战受害者,相关资料我全都复印回来。”

  明天,日本将宣布二审判决,和以往相比,王选这次去日本心情不一样。她说:“这次是二审的最后一次开庭,而且这次和我的三个接班人一起去,有人陪伴,孤独感就没有了。”

  王选的接班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宁波大学,“高知识是高能力的一个保证,他们基本能独挡一面。”王选对她的学生们赞不绝口。

  当被问及这次审判是否会有新突破时,王选激动了,她提高嗓门说:“审判不由我来决定,我为什么要去管它?我只能说,一直以来,从事实、法理角度我们应该是赢的。

  王选说:“你们应该问,我们为什么总是难赢?”她强调,我们诉讼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历史应该是一种信念,并应成为我们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最后,王选开玩笑说:“明天中午希望你们媒体朋友来送行啊!这样我们‘出征’就彻底不孤单了。” □实习生胡同珍 记者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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