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7年入伍后就当了团报道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向军报投稿。作为一个基层报道员，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在军报上稿，这也是团领导对我的要求。

　　给军报投稿可不敢有半点马虎，首先要把最好的素材留着给军报写“专稿”。接下来我一定要将事实弄得清清楚楚，把数字搞得准准确确，把字迹写得工工整整，把文章写得漂漂亮亮。一篇文章写下来，往往写作时间并不长，要花费更多时间去核对事实，请领导审查 ，最后还要花不少精力抄写，甚至连信封都要写得与众不同。记得后来为了感动我的上帝——军报编辑，我特意买了一支小楷毛笔，一改过去用圆珠笔抄稿的习惯，利用自己的软笔书法优势抄写稿件和书写信封。直到今天我还深信，肯定有哪位爱好书法的军报编辑保存了我的“手稿”。

　　军报从未刊登过我的稿件。是军报无情吗？不！我真的从未这样想过，作为一名新兵、一名新报道员，我始终能“正确对待”。我深知作为全军惟一的军报是一座山，矗立在我们面前。对于报道员来说，攀上这座山的顶峰就是我们的最高标准，它鞭策我们努力进取再进取。每次投稿失败后，这座山似乎都会增高一点。军报逐渐成了我心中的珠峰，我用心去测量它的高度，用全身气力去攀登。

　　有一件至今还让我感到万分遗憾的事情，也许那是我当报道员4年里，采写的大量稿件中最有可能上军报的一次机会。1978年初冬，我们团在辽西山区进行千里野营拉练。一天，部队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中行军，途中突然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暴风雪袭击，全团很多官兵掉队失散，很多人被冻伤。当地老百姓闻讯后，自发组织开展了大规模营救行动。他们带着猎犬、举着火把分成20几路人马，连夜进山搜救，至次日凌晨共救出受伤官兵240余人。部队进到村庄里后，老乡们给官兵们敷药、烤衣服、熬姜汤、熬中药……涌现出许多拥军爱军的动人事迹。第二天，我带伤走访了7个连队，搜集了大量生动的素材。晚上，我趴在老乡家的炕头上，眼含热泪写了整整一个通宵，完成了一篇2000多字的通讯。政治处和团领导审稿后个个感动得流了泪，他们一致认为这篇稿件真实感人又具有时效性，军报肯定能刊登。政委还特意给军报写了一封信，随稿件一并寄给军报。为了尽快将稿件寄出去，团里特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到当地公社的一个邮局。不巧的是，只有两位职员的小邮局，却挂着一把令人伤心的、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光明牌”大锁头。据当地老乡说，一位职员病休，另一位不知去向。小车司机回去执行任务，我一个人像哨兵一样站在邮局门口苦苦等候，来往的行人都用不解的眼光望着我。后来当地老乡告诉我，邮局什么时间开门没准，有时一周只有一两天开门。最后我只好拜托附近一位供销社的职工，给他留下钱，请他帮我买邮票将信发出。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封对我和部队十分重要的信件却因超重而被退回：5个月后，辗转了4个地方，这封贴满了纸条的信件最终又回到我的手中。就这样，这篇充满希望的稿件却阴差阳错地与军报失之交臂。

　　军报上不了稿，我也不是总能“正确对待”，也曾私下里抱怨过自己运气差，报社里没有关系，编辑不够意思；埋怨过部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光辉荣耀的历史。但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始终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直鼓励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军报，一座我没登上的山。”退伍军人黄学锋（来源：解放军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