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马德里、伦敦……城市恐怖地图在全球不断蔓延。

　　城市恐怖主义是怎样兴起的？恐怖分子的“作案”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城市为何成了恐怖分子的“首选”袭击目标？城市恐怖地图还将“烧”至哪一座城市？

　　全球城市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丝奇雅·沙森(SaskiaSasse n)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城市恐怖主义的兴起：应证美国小说家的预言

　　说起城市恐怖主义，不得不提到已故的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生前写了多部《基地》系列科幻小说，而在“9·11”之前他的知名度仅限于少数科幻小说迷。但当“9·11”恐怖袭击事件突然爆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摩天大楼轰然倒下之际，随着本·拉丹、“基地”成为人尽皆知的名字，阿西莫夫与他的《基地》也火速蹿红。

　　甚至有人分析指出，拉丹就是从阿西莫夫的《基地》科幻小说中得到启示，把自己的秘密组织命名为“基地”组织。而经过对被俘的“基地”组织成员的审讯得知，劫持飞机撞毁世贸大厦只是“基地”组织原本策划的向美国发动三波恐怖袭击行动中的第一波，这恰好与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相吻合。

　　究竟拉丹建立“基地”组织以及制订袭击美国的计划“《基地》三部曲”，是不是从阿西莫夫的《基地》科幻小说那里得到灵感，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极富远见的阿西莫夫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预言，“城市恐怖主义”将会兴起。他把他的分析和见解写进了《终极抉择———威胁人类的灾难》一书里。可是，编辑当时认为这未免有点儿危言耸听，便在审稿时把这一部分删去了。阿西莫夫知道后曾经大为光火。

　　恐怖袭击方式的转变：从劫机到首选袭击城市

　　丝奇雅·沙森昨天告诉早报记者，1998年是恐怖分子把城市作为首要袭击目标、恐怖主义开始城市化进程的转折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摸准了这一趋势。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全球恐怖报告显示，1993年至2000年，所有因恐怖袭击而受伤者中，城市人口占94%，死亡者中，城市人口占61%。这一阶段发生在城市中的恐怖袭击成倍增长，尤其是1998年之后，这一现象最为突出。美国政府也早在1993年得出拉丹的手下埃及人谢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及其追随者阴谋“发动一场反对美国的城市恐怖主义战争”的结论。

　　上世纪80年代，劫机曾是恐怖分子惯用的恐怖伎俩，并能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轰动效应”，1990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袭击城市变成了恐怖分子的“首选”。抛开“9·11”不论，一般城市恐怖主义的相对技术含量不高，而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轰动效应”较之劫机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怖分子们对此趋之若鹜。

　　“9·11”之后，布什及其盟友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可谓捅了多个恐怖“马蜂窝”，树敌无数。沙森说，冤怨相报，如今全球的无数名城均在反恐战争的大旗下，岌岌可危地暴露在恐怖分子的袭击视线下，纽约、马德里、伦敦，城市恐怖地图在全球不断蔓延，并且没有停下来的趋势。袭击锁定城市的原因：最易产生“轰动效应”

　　沙森指出，城市特别是全球各大城市的特征以及所携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有形无形的价值使它们成为恐怖袭击的“理想目标”。

　　首先，城市的政治、外交中心地位，决定着其成为恐怖主义的“首选”目标。恐怖主义的第一特征，是行为的政治预谋性。即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实现其一定的政治目的，比如，表达明确的敌对意图或政治要挟等。而城市往往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政治、外交的核心区域，是政治首脑人物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决策机构的聚集地，是政治，外交事务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也是对国家、地区或民族政治影响最大和最为敏感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一旦发生恐怖事件，将会以最直接的矛头指向、最快速的新闻传播、最大化的政治影响，达成其恐怖的政治目的。

　　相继发生在纽约、马德里、伦敦的恐怖主义事件，都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事发地的国家政治，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立即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按正常思维推理，政治、外交中心，都是安全防卫最为严密的地区，破坏行为一般情况下不易得逞，且得逞后被抓捕的可能性最大，然而，首要的政治目的性，驱使着恐怖主义分子敢在“天子脚下”动土，敢向“皇军衔卫”挑衅，这正是城市发生恐怖事件的首要原因。

　　其次，城市人口密集，易造成极大的破坏性恐怖后果。恐怖主义的另一特征，是行为的恐怖性影响。即以恐怖活动的恐怖性毁伤效果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从而实现表达敌意、显示力量、影响政治的目的。城市人口密集，大型建筑林立，一旦实施破坏，在同等破坏力度下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将比乡村要高出几百至几千倍，而且给社会所造成的恐惧性影响也将是最大化的。

　　恐怖分子用两架民航飞机撞毁两幢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造成数千名无辜人员死亡，近万人受伤。其恐怖的后果，使得美国人不敢乘坐飞机，民航业被迫裁员几万名员工，迫使世界无以匹敌、从来没有担心本土安全受他人侵犯的第一军事强国，不得不收缩国家防卫战略，首次将本土安全提到了国家防卫的重要位置予以考虑，并专门成立了国土安全司令部和防卫部队，负责国内安全防卫。更严重的是，“9·11”事件的恐怖性影响，至今仍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时刻缠绕着美国城市居民的心灵，现在，只要在城市的大街上发现一只无人看守的箱包之类的东西，首先会被怀疑为恐怖分子投放的爆炸物品，而赶紧离而远之。正因为城市人口的密集性，容易制造轰动性的恐怖事件，容易制造令当局和人群恐惧的社会影响，从而使城市成为恐怖主义选择的热点地区。

　　第三，城市是经贸、文化、旅游的中心，存在着诸多恐怖活动的有利条件。恐怖分子要制造恐怖性的破坏后果，其行动必须是秘密的，在人们难以觉察和预测的时间、地点，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和手段实施，这些必须有足够的隐蔽条件作保障，而城市恰恰为此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城市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设施，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制造大型恐怖事件的有利条件，城市是文化旅游中心，大量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员频繁地进进出出，有观光旅游的，有留学深造的，有访问交流的，还有移民定居的，这为恐怖主义组织以多种合法身份混入城市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9·11”事件的制造者，正是以合法身份混入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学会了飞机驾驶技术，从而顺利地乘坐飞机并在劫机后自我驾驶撞击了世贸大厦。城市还有大量的民用有毒有害的化工企业、加油站、发电厂、自来水厂等敏感目标，处于非严密的安全保护状态下，这些目标都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所攻击或利用来制造大型恐怖事件。城市存在的诸多恐怖活动的有利条件，无意中为恐怖主义在城市的恐怖活动的成功提供着诸多便利和机遇。这正是恐怖主义热衷在城市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动因和条件。

　　城市恐怖地图的蔓延：谁是下一个遭袭目标？

　　伦敦这次遭遇系列爆炸袭击似乎印证了3个月前的一则寓言。今年4月18日世界第二大保险经纪商怡安保险公司绘就了一副世界各大城市面临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级别地图。在这副“恐怖地图”上，容易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有一半在欧洲。而伦敦面临袭击的风险极高，几乎已成为与巴格达、喀布尔和耶路撒冷齐名的危险城市。

　　沙森担忧地表示，虽然美国已经意识到战争攻击目标转移的现象，发动战争一方的平民、民用设施而不是军队与军用设施最终吞食着战争酿成的苦果，但布什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清楚地表明面对这样的局面，未来将如何继续这场反恐战争？或者说开始这场战争时，是否想到过这些严重的后果？

　　布什和他的盟友们应该意识到，当他们向一个国家发起一场传统战争的时候，卷入这场战争的不再是传统模式的双方参战军队。

　　兵戎相见的双边对决模式已被一种三角模式所取代。恐怖分子转移阵地，将仇恨与报复施加于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无辜平民身上，而城市与城市居民则成了战争的直接首要受害者。

　　伦敦的袭击再次让西方人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你的国家是如何富有，如何采取各式保护措施，纵使距离战争发生地千里万里之远，也无法躲避战争带来的种种劫难。

　　纽约、马德里、伦敦，下一个遭遇恐怖袭击的将是哪座城市？

　　作者：早报记者 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