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洋若履一马平川，访邻邦不事侵略扩张。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史书写了一个辉煌的篇章，也给600年后的现代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启迪。

　　按西方学者的说法，郑和下西洋率领的是一支堪称海上无敌的特混舰队。但如此强大的一支海上军事力量，所到之处既没有攻城略地，也没有为明王朝开疆拓土，执行的完全是 一种和平的使命。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承认，中国人从不抢劫和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这充分证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实行睦邻友好的和平战略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流思想。

　　用和平的方式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要行为模式，是因为古代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总是将自身看作世界的“中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优越感，特别是受孔孟仁爱之学的熏陶，倾向于运用“王道”战略，即依靠优越的中华文明来吸引和“感化”异域他邦的人民，而非使用武力征服的“霸道”行为。用现代概念表述，就是更为注重运用中国的“软”实力。郑和七下西洋，总体上是为了执行明王朝“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大战略。这种依靠“软”实力推动的和平战略，得到了周边国家的普遍认可。据统计，明成祖在位22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盛况空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来华朝贡并非为武力所迫，而且表现得相当积极主动。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国的朝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政治体系，追求的不是经济和政治霸权，而是以“厚往薄来”的方式来显示形式上的“天下之主”地位。各国竞相朝贡，主要是因为有利可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悠久文明凝结而成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观，带给世界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这样一种睦邻友好、不恃强凌弱的大国态度，实际上是令西洋诸国愿意结好中华的根本动力，对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的仰慕应该远胜于朝贡贸易所得的区区小利。

　　郑和七下西洋能不辱使命，“协和万邦”，还说明维护和平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而且还需要有强大的实力。无实力而乞和平，则和平危；有力量去争和平，则和平兴。

　　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也为明王朝在中国南部的周边地区构筑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在这个意义上，七次往返西洋的郑和船队确如有的学者所说，成了一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起到了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郑和肩负着和平的使命，主观上有着和平的意愿，关键还在于他拥有一支能够维护和平的强大军事力量。有了战略实力作保证，和平战略的意图才能实现。

　　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的境界。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在强大实力的基础上，用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与“怀德而柔远人”的和平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你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得有那个力量；你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得有那个力量。郑和七下西洋，做的是和平使者的工作，率领的则是一支强大无比的海上军事力量。这正是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的表现，也是他的睦邻外交工作能够卓有成效，能够做出一番和平大事业的原因所在。

　　时至今日，中国一以贯之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克服了封建时代“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又发扬了自古以来和平战略的优良传统，创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国无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适当地发展自身的军事实力，不断发扬综合国力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效应，为自身所承担的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的时代责任提供了保证。

　　600年前，中国强大而不去威胁别人；600年后，中国复兴更不会去威胁别人。（来源：解放军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