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彭苏

　　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话用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

　　六十年前，他还是德国巴特特尔茨备用医院的青年医生，一头乌发，双目炯炯。六十年后的今天，他已是两鬓斑白、有点谢顶的耄耋老人。

　　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他平静地生活在武汉同济医学院一幢褪色的宿舍楼里。在这套已经住了几十年的50平米房子内，老人正欣赏着窗外的夕阳西下。

　　“我已经91岁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不想再多说了。”这位在夫人眼里依然年轻的“小老头子”操着浙江口音不紧不慢地说。

　　他的学生，曾任同济医科大学校长的吴在德说，老人不是三言两语、一时半会可以评价的。现在他却连只言片语都不想说，只是一再重申：那些都是历史了。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同济医学院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

　　初生牛犊不怕虎

　　“这段往事已经讲了无数次了。”裘法祖有点无奈，可该说的还是要说的。

　　1943年，盟军加剧了对德国的狙击轰炸。在德国的达豪镇、慕尼黑、兰德斯堡三座城市形成的三角形包围内，有一座叫达豪的集中营。据说这个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曾震撼了后来攻入的美军部队，美军负责人还曾命令达豪镇上每个不相信集中营存在的成年人，亲自来集中营进行清理工作。

　　当时，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活动，便强令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囚犯离开此地，前往南部，徒步穿行施塔恩贝格、沃尔夫拉茨豪森、柯尼希斯多夫和巴特特尔茨。在行进过程中，不少人因为无法继续前行而死于毒打或被击毙。所以，队伍到巴伐利亚时，人员仅剩下一半。

　　巴特特尔茨位于德国南部，是一座温泉疗养胜地，当时已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裘法祖正在这里的备用医院救死扶伤。他还清楚地记得1945年4月的一天，他在手术室里正准备为病人动手术，一名护士跑进来大声喊道，外面躺着好多集中营里的犯人。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早有耳闻的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就跟着跑了出去。

　　在大街的一角，大约有40多名病弱交加、衣衫褴褛的囚犯戴着镣铐蹲在地上，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党卫军们站在那里，喝斥着让他们站起来。

　　“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我也呆住了。”裘法祖回忆说，“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让我把他们带走吧。”他鼓足了勇气，大声地对那些军官们说道。

　　“初生牛犊不怕虎。”裘法祖对自己那一刻的大胆作了一个精辟的解释。

　　另外，当时德意志第三帝国所奉行的种族学并没有威胁到当地的中国人，加上裘法祖拥有外科医师的“PASS”，这些都让他屡屡通过盘查。所以面对党卫军他没有任何恐惧，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医生。

　　裘法祖从纳粹党卫军手中接收了这40多名囚犯，他和他的同事将囚犯们安置在地下室里。“我们为他们提供了被子，为他们做饭，把能吃的都找了出来：胡萝卜、土豆、猪肠等等，他们看上去实在很不好。”

　　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囚犯们的生命得以保全下来，比起因生病而被枪毙的囚犯，他们真算幸运的了。

　　“那40多人后来又怎样了？”

　　“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嘛。”裘法祖回言寥寥。

　　事实上，如果不是很多经历二战的巴特特尔茨市民目击了当年这位中国医生的举动，不是那40多名囚犯中存活下来的几位老人的证明，这段往事可能真的将无人知晓。因为当时裘法祖和他的同事贝莱茵、茹厄夫等人立下了“君子协定”，他们誓将这件事永远隐瞒下去。

　　198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裘法祖颁发了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设立十字勋章以来，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了一位亚洲人。

　　“我想还是应该懂医啊”

　　同济医学院的前任校长吴在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在送到急诊室时就已死了，他的儿子硬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天亮时，他用车子把父亲推到了裘法祖家楼下，非要请他下来看看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裘法祖也就真的进行确诊，看完后说人的确死掉了，你赶快送走吧。这人才肯离去。“这是别人对他医术的信任。”吴在德说。

　　在医学界，谁都知道裘氏刀法之精确，而裘法祖当初学医则是缘于母亲。1933年，母亲突然因为肚子痛撒手人寰。“其实，我妈妈是因为阑尾炎死的，那时阑尾炎还不能开刀，她肚子一直痛，后来就这样死去了。这病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没有好医生，我想还是应懂医啊。”裘法祖回忆道。

　　同样，医学界谁都听说过裘法祖做手术时的特殊规矩：术前一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手术器械、每一块纱布，要确保他的手术台是最安全的。而这种严谨的医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留学德国所受到的训练。

　　1936年，裘法祖在上海同济医学院读完预科后，便在家人的资助下远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1940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慕尼黑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正式开始了外科医生生涯。

　　在工作8个月后，他遇到了第一个手术病人，这名患者同样是一位母亲，也同样患有阑尾炎。但那位患者却在手术后的第五天突然去世，解剖后没有发现任何手术问题。“那时医疗条件不好，伤口很容易化脓。”显然，裘法祖至今仍对这事难以忘怀，更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他的导师没有责备他什么，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话：裘，这是一个有四个小孩子的妈妈。

　　“我心里难过的不得了。妈妈死了，孩子怎么办？”裘法祖日后不止一次谈起这事，并把郁闷的心情写进了自己的《旅德追忆》中。

　　绝世爱情

　　现在的裘法祖与另一位“妈妈”相依相伴——他的夫人裘罗懿。裘罗懿原名叫罗尼·科尼希，是当年参加救助集中营囚犯的护士，她们已经共同生活了60年。裘法祖对外界毫不讳言他们之间的昵称：“我管她叫妈妈，她叫我小老头子，因为我在她眼里还是年轻人。”

　　自从1945年裘罗懿在家中与裘法祖秘密结婚以后，她就没离开过自己的丈夫。无论是第二年裘法祖选择回国发展，还是在文革时期裘法祖被罚去扫厕所，裘罗懿的眼睛都始终关注着丈夫。

　　“这就是爱情，一段绝世爱情。”提起自己的妻子，裘法祖老人的脸上总是笑意盈盈的。直到今天，与裘法祖住在同一宿舍楼里的邻居还会提及他们的恩爱。早年，裘法祖每次回家时都会在楼下吹声口哨，这时裘罗懿就会跑到窗台，向他扔一只水果或是别的东西。

　　现在两位老人已是风烛残年，窗台种满了红艳的玫瑰，但有一点仍然不变，“我每次出去，她都会执著地守在窗口看着我回来。”

　　裘法祖，1914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裘法祖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求学，1945年受聘为一家市立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11月回国，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外科学教授、外科主任。1978年，担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兼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1981年任武汉医学院院长，1984年迄今任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

　　相关专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