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七月三日电　　题：用胸膛行走西藏的武警作家

　　中新社记者陶社兰

　　他当兵二十三年，三十六次进藏，九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说，最让我难忘的是川藏线和新藏线，在这两条被称为西藏“生命线”的国防公路上，常年生活、战斗着我的许许 多多的战友们。通往西藏的高原路上，每一公里都有一个筑路兵年轻的灵魂。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想念他们，想念西藏，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我想把他们写出来，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西藏有这么一支部队，有这么一群不为人知的筑路兵。

　　他就是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党益民，一个用自己的笔，为西藏筑路兵“树碑立传”的武警作家。

　　武警交通部队担负着川藏公路、新藏公路的养护保通工作。新中国成立前，西藏没有公路。一九五0年，十八军从成都出发，一面筑路，一面进军。四年后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一九五六年新藏公路通车。新藏线沿线平均海拔在五千多米以上，大部分线路穿越阿里无人区。而川藏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险”，山高、谷深、弯多，很容易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情，沿途自然灾害也频繁，经常发生雪崩，塌方，泥石流。有人说，川藏线是世界公路病害的百科全书。

　　党益民说，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一九八三年，还是新兵的他，第一次去西藏，翻越唐古拉的时候，可能是高原反应，刚下车没走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额头磕出了血。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醒来。

　　但许多人倒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军校毕业后，他当了新闻干事，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一九九0年，他到川藏线上采访，老乡王立波跟他开玩笑：你怎么不写写我？党益民说，你一天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有啥好写的？后来，王立波开车去拉运木料，结果车子翻下悬崖，掉进江里，同车几个人都牺牲了。

　　几个月后，战友们在下游找到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以为是他，便掩埋了。第二年春天，在下游几十公里的一个沙滩上又发现了半具尸体，有人看见那上面有王立波的毛衣碎片。于是，又掩埋了一次。就这样，王立波有了两座坟墓。他的妻子一直相信丈夫没有死，等了他十年。二000年，她带着十二岁的女儿，上川藏线寻夫。在两座坟墓前，母女俩哭得死去活来。党益民说，像王立波这样的兵，在川藏线上、新藏线上、青藏线上还有许多，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平凡而感人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值得我去写。

　　党益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武警交通部队官兵在西藏生活的长篇小说，构思了很多年，写了几次，总感觉不对。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几句话打动了他：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他相信这就是他要表达的主题。二00四年，他用了一个月的业余时间，写成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出版发行后，在武警部队官兵中，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没有沉浸在小说出版的喜悦中，党益民又一次进藏。他告诉记者，这次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艰苦的远行：从新疆叶城穿越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再沿川藏线一直走到成都。行前，他买了五份人身意外保险，但他没有告诉妻子。他说，我想当一个好兵，也想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就这样，他一个人上路了。用了三十八天时间，走完了川藏线和新藏线。回到北京后，他病了四十天，仍坚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青藏、川藏公路通车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他说，我要把它献给这两条世界上最高的公路，献给为了它们的畅通付出过巨大代价而且现在仍在继续付出的武警交通部队，献给那些已经长眠在雪山之下的我的战友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