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人类向海洋进军的历史上，一直雄霸着一大串欧洲航海家的名字，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事迹在世界各个角落耳熟能详。殊不知，当明王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印度洋，直抵非洲东海岸的时候，那些欧洲航海家有的尚未出世，有的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郑和七下西洋的远航活动，要领先于欧洲人50到100年。

　　从远航的目的来说，中国船队奉行的是“厚往薄来”、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宗旨，没有 侵占过他国一寸土地，没有发动过一次不义的战争。郑和的和平口碑，直到今天依然在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地区流传，我在5年前重走郑和下西洋之路时也多有耳闻目睹。然而，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事件却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郑和的英名长期以来也被欧洲航海家的光芒所遮盖。

　　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回想起踏访郑和足迹的种种经历，内心的感受更加丰富。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唤起中国人对这段被遗忘已久的航海壮举的关注，重新唤起中国人体内涌动了千百年的航海情结，已成为万里追访郑和下西洋带给我的使命与责任。

　　12000年7月11日，在郑和当年下西洋起锚的日子里，我从江苏太仓浏家港开始了对郑和下西洋的万里追访。这一天，长江出海口十分平静。

　　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一个终点——那些从长江源头历经生死漂流而来的勇士，就是在这里画上长漂的句号悲壮地上岸；那些徒步走完长江的学者、诗人、旅行家，就是在这里洒下兴奋的热泪；那些长年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走到了长江口，也就走到了陆地家园的尽头。

　　但是，这里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个起点。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的二万七千余仁勇男儿就是从这里代表中国浩浩荡荡奔向海洋的。如此大规模的远航，堪称壮观——当代一位海军将领谈到郑和下西洋时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今天的一支航空母舰混合编队出发，也不过七八千人！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这部巨著中写道：当世界变革之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十五世纪上半叶，位于地球之东方，在波涛万顷之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海岸之辽阔海域，呈现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著名的世界史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更是明确指出，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作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若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的话，这种观点尤其没有道理。他特别提到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成就——当这支庞大的中国探险队跨洋过海到达非洲东海岸时，葡萄牙人还刚刚贴着非洲西海岸摸索航路。

　　2600年过去了，郑和航

　　线上的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敲击赤道战鼓的非洲鼓手已经在敲打电脑键盘；走出茅屋的马来人已经建起世界上最高的双子塔；阿拉伯人矫健的坐骑已换成奔驰的轿车；驼铃叮当的丝绸古道已经开始被高速公路替代……但是，我仍然能感受到中国船队600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远航所发散出的穿越时空的人性光芒。

　　在东南亚建有多座气势恢宏、香火不断的三宝庙，中国大航海家郑和被当地人奉为大慈大悲的菩萨，盘坐在莲花宝座上，神色宁静安详。

　　马来西亚马六甲博物馆，一幅幅反映欧洲殖民者烧杀抢掠的油画记录了当地人被征服被奴役的历史。馆内惟有一幅画和它记叙的历史充满着友善与和平——来者温文尔雅，正是下西洋途经马六甲海峡的郑和船队。

　　印度的科钦岛，排排中国渔网与印度洋海面构成一幅美妙的景色，这些在郑和下西洋时传来的中国先进的捕鱼工具，让大海成为当地人的“银行”。

　　斯里兰卡博物馆，一块块和血腥的征服有关的石碑排列成行。惟有一块石碑年代最久远而且是友谊的纪念，那就是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布施碑，用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刻写，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异域文化的充分尊重。碑文中一长串丰厚的礼品单，是郑和船队对当地人的友情表达。

　　肯尼亚的拉姆岛，阿拉伯人家门框上镶嵌的中国古瓷片，在我眼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装饰，它和殖民者留在当地的火枪大炮形成强烈的反差。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惊叹过明朝海上力量的强大：“明朝中国的海军力量是世界上难以匹敌的，即便整个欧洲的海军加起来也没有它强大。”但是代表了中国强大国力的郑和船队，播撒的却是和平的种子，留给后人的是享用不尽的和平遗产。

　　站在十五世纪欧洲殖民探险者在印度洋沿线留下的枪炮、海盗碑和军事要塞面前，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灵魂是安宁、平静的——我的祖先没有留下让我应该忏悔的历史，留下的只是柔软的丝绸和精美的瓷器。它们穿过长长的时光隧道，美丽依然，灿烂依然，宁静依然。

　　600年前，在这支史无前例的中国船队远航的时候，明朝皇帝发出诏书说：“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郑和做到了，中国做到了。

　　3中国有句老话：“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重走郑和路，沿途我常常受到各国百姓的友好相待。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我接受了一个清香的茉莉花环。送我鲜花的是街头的一个少年，他说，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的微笑像花一样，因为中国人爱和平重友情。

　　基于同样的友情，南非学者贝利先生帮助我找到了失散数百年的1402年明朝地图，地图令人吃惊地绘出了包括好望角在内的非洲大陆。

　　基于同样的友情，也门深巷里修水烟壶的老大爷，每天在我经过他门前的时候，都会为我早早地泡好一杯清香的红茶。

　　基于同样的友情，伊朗一位年轻的妇女发现我搭错了车，带着儿子陪伴我找到了回旅馆的路，并深情地告诉儿子，我来自瓷器的故乡。

　　重走郑和路，沿途我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生死考验。

　　在斯里兰卡，我一下飞机就遇到全国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全副武装的士兵趴在绿色掩体里严阵以待战事爆发。自杀性爆炸随时潜伏，路人成为惊弓之鸟。

　　“9·11”事件发生时，我也恰恰在采访的路途上，接下来要去采访的也门很快被宣布为美国的空袭目标之一。许多国际航班纷纷取消，以至乘飞机也成为一种冒险。从沙特阿拉伯飞往也门仅需3个小时，但那次飞行是我人生中感觉最漫长的一次。到了也门的萨那，我生平第一次被密集的枪声惊醒，感到战争离我如此之近！

　　临近巴基斯坦，一位西方记者刚在卡拉奇被恐怖分子斩首……

　　我多么希望这世界上站满了手持玫瑰的人啊！但是，到目前为此，所有的花束在所有的机场也不能逃离安检——因为恶的存在，人们不得不对善也备加提防。

　　和平，人类祈求几千年了，但和平之路仍然漫长。

　　这时，想想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心中更有难平的思绪：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遗产，也是整个人类理应仿效的典范啊！愿祖先发明的火药，在全世界都重返为绚丽的烟花，在蔚蓝的大海与同样蔚蓝的天空照亮所有的眼睛。愿地球的每个港口出航的都是和平沟通的船只，给地球的每个角落带去的都是和平的礼炮。

　　（作者为《武汉晚报》高级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踏访郑和下西洋之路的第一人，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沿郑和航迹走访亚非18国）（来源：解放军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