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其三篇论文让世界物理发生了重大革命。1911年初，爱因斯坦欣然地接受了去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今捷克)布拉格大学任教授的请求。

　　一天，奥匈一位官员问爱因斯坦：“教授先生，您信什么教？”“我不信教。”“不信教可不行，教授先生！”官员特意把“信教”这两个字说得既清脆又响亮。

　　这位官员继续说：“任命教授，需要皇帝陛下批准。陛下规定，教授必须信仰上帝。您就随便说一个吧！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爱因斯坦坚定地回答道：“我是犹太人！”

　　于是，官员便在爱因斯坦的履历表上填了五个字：“信仰犹太教”。

　　在以后的日子里，犹太人越是受歧视、受虐待、受迫害，爱因斯坦就越是坚定地站在自己同胞的一边，也开始了他与该城的犹太社交圈的广泛接触。

　　1914年，德意志帝国巨大的战争机器疯狂地运转，各行各业都被纳入了战争的轨道。普鲁士科学院和柏林大学里到处沸腾着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全世界愤怒地抗议德国军队对比利时的侵犯。而爱因斯坦也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了普鲁士科学院和威廉皇帝学会请他加入研究炮弹、潜艇和飞机的战时特别委员会。

　　同时，他也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躲避和保持沉默是有罪的，应当站出来大声疾呼，唤醒迷惘中的人民。爱因斯坦在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影响下，参加了反战组织同盟，发出了：“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的疾呼。

　　全力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1915年3月22日，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许多国家的学者做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那就请随意使用吧！”

　　1919年，爱因斯坦遇到了德国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爱因斯坦对菲尔德动情地说：“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我赞成犹太复国主义。作为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后来，爱因斯坦还曾当众表示：“如果我们不是被迫生活在那些不能容忍异己的、气量小的、狂暴的人们中间，那我就会第一个摒弃一切民族主义，建立一个包容一切的人类大家庭。”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魏茨曼来到美国，主动邀请爱因斯坦同行，全力动员美国的犹太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为了配合老朋友的复国运动，两年后，爱因斯坦来到了他所向往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要地———特拉维夫城。在斯科普斯山，爱因斯坦用还比较吃力的希伯来语发表了重要演讲，以表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力支持。他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些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让我感到很高兴。犹太复国运动应该帮助自己的人民，应该让他们知道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应该‘在和平的、共同生活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协议。他们应该锻炼一种精神。”在爱因斯坦看来，“与阿拉伯人民建立正常的关系”无疑是“犹太复国运动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拒绝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

　　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