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组歌》四个版本变迁始末(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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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7月01日 05:54 解放军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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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到1964年11月。肖华将军将诗稿《红军不怕远征难》交给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晨耕，指示要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还说“不必每首诗都谱曲，也可以创作一首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曲子，把诗句往里一套就能唱。如有需要，你们可以大胆地修改词句。” 1965年的春节刚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来到歌舞团作动员。那次动员大会，马子跃记忆深刻：“当时杨司令员和廖政委都分别讲了话，指示我们要完成好这项光荣的任务，多向老红军和肖华同志请教，学好长征，唱好长征。大家情绪高涨，纷纷表示要‘学红军、唱红军、誓作红色接班人’。作为合唱队最小的演员，年仅20岁的我更是为能受领这么重大的任务，而激动得一整晚睡不着觉。”动员会结束后，主创班子正式成立：由团长晨耕总负责，晨耕、唐诃、生茂、遇秋担任作曲，唐江担任指挥。至此，战友歌舞团正式拉开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序幕。 4位作曲家在仔细研读了肖华同志的组诗后发现，诗歌的格律性很强，每首都是“三七句”、“四八开”的形式，的确可以用同一首曲子来演唱。但是，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同的是，每一首诗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反映的是红军长征途中不同背景下的不同故事，用一首曲子来表现实在太不具体、太不充分、太不完美。另外，组歌中的最后两首反映的是红军长征胜利后北上抗日的情况，不属于长征本身的范畴。因此，作曲家们一致决定选用前10首诗歌，并为每首诗歌“量身定做”乐曲。组歌的创作进展有如神助般地快，1个月后便完成所有的作曲任务。谈及此处，马子跃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多年以后，遇秋告诉我，当时创作《长征组歌》的总谱时，他几乎是三天就创作一首，厚厚一大摞的乐谱如今就是让人抄写，最起码一首也要用上一天半，更何况他是边构思边创作呢。” 马子跃清晰地记得，为了演好红军、唱好长征，在排练《长征组歌》的日子里，演员们每天早晨第一项任务就是阅读《长征回忆录》、毛主席有关长征的论著和《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刊物。此外，团里还专门请来徐向前、聂荣臻、杨勇、廖汉生、孙毅、杨成武、杨得志等几十位老红军为演员们“上课”，让大家熟悉长征的历史。排练中，几位作曲家还深入排练场，现场听取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乐谱进行修改。马子跃说：“那段时间，对我们演员来说真是个不小的考验，因为乐谱在不停地修改当中，常常是今天刚把这份谱子唱熟，到明天再排练时又换上了新的，负责发放乐谱的剧务常常忙到深夜。” 可以说，《长征组歌》是在周总理、肖华将军的直接指导下诞生的。曲谱的初稿完成后，4位作曲家专门前往杭州，向肖华作汇报。10首歌哼唱完毕，肖华将军表示基本满意，但也指出了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其中主要是将第一曲《告别》的音乐基调由“出征的昂扬振奋”改为“战略转移的不想离开、不忍离开又不得不离开”。随后，作曲家们留在杭州，听肖华讲述长征的历史、解释每首诗的创作意图，并在此基础上对每首乐曲进行细致的修改。周总理也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战友”排练组歌的情况，他一曲一曲地为演员们作点评，就连置景也不放过。 1965年8月1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这就是《长征组歌》的首演版。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组歌虽然有大大小小很多变化，但始终没有脱离开这个“母版”。“红色经典”魅力永恒 喻晓 在世人的眼里，我们的党是红色的，我们的军队是红色的，我们的国家是红色的。因为我们的旗帜是红色的，旗帜上写着我们的信念、精神和理想。而红色是太阳的颜色、血液的颜色，代表着光明、生命、活力和希望。 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有无数的人用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敌制胜的智慧和舍生忘死的精神，在亿万人民的心中竖立起了永远的丰碑；同时，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用他们辛勤的劳动，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英雄，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红色经典”作品。在历史的峰峦中，它们是闪光的路标和纪念碑。历史不可能重演，但人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重览历史，从中受到教益，并为精彩的历史喝彩。可以说，“红色经典”就是我们精神文化躯体中的经络和脉管。 一部作品能成为“红色经典”，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内容好，真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一段精神历程，成为这个民族人文精神的范本；二是艺术上趋于成熟，臻近完美，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可。 《长征组歌》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它历经40年，为什么久演不衰？其魅力就在于它的内容好。长征是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用双脚写出来的人间传奇，而《长征组歌》则是对这人间传奇本质的艺术的概括。不仅内容好，艺术上也是一流的。组歌歌词出自一位红军老将军之手，无须演绎，一切源自亲历，出于真情，字字饱蘸心血，句句铿锵高昂；作曲者全部来自军旅，战士情怀，英雄旋律，词曲珠联璧合。崇高和美丽能够不朽，能够留住时间，滋养灵魂，化育新人。因此《长征组歌》金声玉振，穿云裂石，能够长久地萦绕在人们心头。 真正“经典”的东西，是要反复锤炼，花费心血的。没有沉潜之心，不能苦心经营，浮躁取巧，急功近利，作品必然短命。如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黄金时期，我们不仅需要实现经济的腾飞、政治的昌明、社会的进步，而且与之相随的文艺领域，也呼唤具有强烈震撼力和感召力的经典作品出现。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抓住机会，加倍努力，创作出更多像《长征组歌》这样无愧于辉煌历史和伟大时代的经典之作。 “18人版”轰动东欧和日本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6月5日，剧组正式随周总理出访东欧。在那1个多月里，访问团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举行盛大的演出活动，每次演出都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一位罗马尼亚的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后找到指挥唐江要求翻看组歌总谱，当问及原因时，这位音乐家感慨地说：“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乐曲是怎么写出来的，真是太美了。”当地的观众更是争先恐后地与演员们合影，对“着布衣、打绑腿、穿草鞋”夺取革命胜利的红军充满了崇敬。就在今年的4月27日，马子跃还接到了一个当年在阿尔巴尼亚观看过《长征组歌》的中国留学生的电话，电话中那个苍老的声音显得异常激动：“那天你们在地拉那市的堪得培广场演出，十几万观众人山人海，现场的掌声如雷鸣一般，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在访问东欧的日子里，有一件事让马子跃刻骨铭心。他说：“那是我一生经历过的最大幸福。1966年6月28日晚上，在地拉那市的一场大型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走上台告诉大家，晚餐到中国大使馆吃贴饼子，全体同志立刻欢呼起来。在去使馆的路上，总理说：‘咱们吃完晚餐后，演几段节目慰问一下使馆的工作人员，我和你们一起演，咱们就唱《长征组歌》的第七曲《到吴起镇》，好不好？’吃完饭后，总理一边唱，一边打着拍子，使馆的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个和总理一起演出的夜晚，我终身难忘。” 18人版的《长征组歌》离开东欧后，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赴前苏联和日本等国进行了访问演出，一演就是60多场次，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其中，在日本的演出长达两个月，中国前外交部长唐家璇还担任了随团翻译。在马子跃收藏的一份当时的日本报纸上，记者看到了日本媒体对《长征组歌》的评价：“看起来是为数不多的演员，舞台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只有朴素整齐的军装，虽然色调及其简单，但他们的歌声却让人感受到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这是一次伟大的壮举……” 每当掀开这一段回忆，马子跃总是感慨万千：“一些外国观众，对长征知之甚少，却能通过几首中文歌曲准确地把握其中蕴藏的内涵，这不能不说是音乐创造的奇迹，不能不令人感叹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语言。然而仔细想想，我们就会猛然醒悟，只有来自生活、富有情感、充满灵魂的音乐才能飞越国界、打破障碍，由观众的耳际直达肺腑，引起共鸣。《长征组歌》就有着这样的力量！” 《长征组歌》的18人版本虽然因从未在国内公演过而不为国人所知，但它在让世界人民了解长征的历史、了解中国的部队文艺和音乐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战友歌舞团的艺术家们还常常带着这个短小精悍、浓缩精华的版本到基层部队、回革命老区演出，让《长征组歌》走出舞台，与人民群众贴得更近。“75年版”再迎艺术春天
1975年，战友歌舞团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决定复排《长征组歌》。马子跃说：“那一天，大家奔走相告，高唱着组歌中的歌曲，团里热闹得像过年似的。” 在这一版的《长征组歌》中，原先的第三曲《进遵义》、第四曲《入云南》分别被更名为《遵义会议放光辉》和《四渡赤水出奇兵》；在65年版当中，《告别》与《大会师》两首歌用的是同一首乐曲，所不同的是在节奏上前者舒缓、后者欢腾。为了把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壮观场面和热烈气氛表达得更为真实准确、饱满辉煌，在这个版本中，作曲家们在曲调上进一步地加工修改，加快了速度、拓宽了音域，还将原先的中西混编乐队改为交响乐队，民族器乐吹奏的乐曲只作为其中的特色乐曲出现；在舞美布景上，此版还将原来《大会师》中天幕上的三面红旗改成了会宁城会师的场景，把组歌的情绪推上了最高潮。小平同志在审看后，还亲自将第二曲《突破封锁线》中的歌词“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句词不仅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更使第二曲与第三曲自然地衔接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就这样，劫后重生的《长征组歌》以更悲壮的基调、更磅礴的气势，于1975年的10月15日再次唱响在首都舞台上。那次，战友歌舞团在北京展览馆一连演出了40余场，场场爆满、场场轰动。据马子跃回忆，许多老将军、老红军、老音乐家都来观看了《长征组歌》的复排演出，其中有许多人还一连看了好几场。他们流着泪看演出，一边看还一边痛骂“四人帮”。演出结束后，他们干脆连车都不坐，一起唱着组歌回家。当时，不论是机关学校，还是厂矿农村，大家都开始学唱《长征组歌》，没有乐谱，许多人就一边听收音机一边作记录。现在收藏的关于组歌的观众来信，也大都是在1975年收到的，足足有好几大麻袋。演出结束后，有关领导又指示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此基础上拍摄电影，因此现在所有《长征组歌》的DVD、VCD和CD基本上都是1975年的版本，它可称之为《长征组歌》历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版。 1975年版本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是一直关心、热爱、支持着《长征组歌》的周总理生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版本。直到今天回忆起为周总理所做的最后一次演出，马子跃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那是在复排演出期间。一天，演出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来得及卸妆，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想看组歌，由于病重无法到剧场，请大家再演一遍，录制下来给总理看。当时，一想到躺在病榻上的总理，大家都哭了，可我们还是迅速整理好服装道具，在唐江的指挥下，面对摄像机开始演出。虽然面前是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但我们都觉得总理还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地看我们演出。从始至终，大家都拿出了最佳状态，含着泪全力以赴地演唱着……” 对于《长征组歌》在1975年的复排演出和轰动效应，马子跃形容是“迎来了艺术的春天”。他骄傲地说：“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文艺只有8个样板戏，人民的精神生活十分匮乏，而《长征组歌》的复排演出无疑如甘霖滋润了人们久旱的心田，伟大的长征再一次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励了革命斗志。更重要的是，组歌的再次唱响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光亮，相信阴霾很快会散去，希望就在前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多少文艺作品可与《长征组歌》媲美！” “舞蹈版”彰显全新尝试 历史的车轮行进至1992年，《长征组歌》作为经典的合唱音乐作品被人们所熟知，而当年的演出队伍也面临着新老交替、更新换代。于是，北京军区有关领导提出，可不可以对组歌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修改，以求创新？于是，战友歌舞团的艺术家们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他们将合唱队由60人增加到了100人，并分为一个主合唱台和两个副合唱台，中间则是舞蹈表演的空间。个别歌词也作了修改，去掉了“王明路线滔天罪”、“全军痛斥张国焘”等在“文革”后期加进去的词。舞台呈现也更具时代感，运用了电脑灯等一些现代的舞美器材，使得整个演出的可视性大大增强，形式也更加灵活丰富。同时，通过这一版本的修改演出，确立了《长征组歌》新一代的演出阵容，由刘斌、张丽莉、康曦等青年演员担纲领唱。 1992年8月5日，新版《长征组歌》在中国剧院上演，其多变的合唱造型、对乐曲演唱和演奏的全新处理、舞蹈动作对歌曲的烘托以及现代化的声像光源、舞美手段，让观众们眼前一亮，使组歌在具有厚重的史诗气派的同时，又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们认为既然组歌是一部经典的合唱音乐作品，太过强调舞蹈元素无疑会“喧宾夺主”，削弱组歌原有的艺术本体。而且，由于这一版本的舞台呈现过于复杂，所需要的演员和现代化装备过多，不便进行全国范围的巡演，因此，只在中国剧院演出了两场。但也正因为其丰富的表演形式，如今我们见到的有关《长征组歌》的大量宣传画，大都来自1992年这个版本。 对这个“舞蹈版”，马子跃老师的评价很客观：“虽然它没能在全国流传开，但毕竟是和时代一起发展的《长征组歌》的一次有益尝试。以后演出的，直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组歌，基本上是1975年和1992年的综合版。” 回首《长征组歌》走过的40年，马子跃如此比喻道：“经历了种种版本变化的组歌，就像是时钟，平常滴滴答答在走时我们并不在意，而猛然发觉时，它已经走了很大的一格。然而，不论怎么变，它一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究其原因，就在于长征的伟大、在于长征精神的伟大！”是啊，历史的河流奔腾向前，固守长征之魂的《长征组歌》必将和时代一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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