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评论员　丁刚

　　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来促使人们永远不忘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警惕新纳粹主义势力抬头，使人类世世代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重温国际大屠杀论坛的这一呼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时代在迅速地变化着，它的脚步越是加快，人们就越是不应忘记历史的教训。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重蹈覆辙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将会更加深 重。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仓库里，士兵们发现了成堆的人发。检验表明，这些头发中含有大量的毒剂，由此揭开了二战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大屠杀。

　　战争的硝烟今天虽然早已散尽，但二战对人类的戕害却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它至今仍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为表达忏悔之感，德国人在自己的“心脏”———柏林市中心修建了一座被害犹太人的纪念碑，悼念被纳粹夺去生命的600万亡灵。纪念碑附设的“姓名厅”里，没有任何展品，而是由扩音器朗读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把这些资料用德、英两种语言完全读一遍，需要6年7个月零27天！

　　德国人的忏悔来自于对二战的深刻反思。回顾二战后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的思想经历，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对战争的根源，对引发战争，引发大屠杀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对当时的国民心理和民族精神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西方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就，也制造了血腥恐怖的罪恶。为什么大屠杀会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欧洲人在不停地思考着。那个远在波兰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早已超越了地名的含义，奥斯维辛成为20世纪种族灭绝主义的象征和欧洲人对二战反思的标志。在历史学、哲学、神学、文学、心理学等许多人文学科里，它成了一个专有的学术名词，意指人类对历史苦难和人性的重新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欧洲才会出现今天这样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局面。

　　铭记历史绝不是仇恨的延续

　　60年过去了，人类从那段血腥残酷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呢？铭记历史绝不是仇恨的延续，而是为了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懂得生命的宝贵。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历史的反思重在对下一代的教育。英国作家威尔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战后欧洲各国反思二战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有着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通过历史教育，让后人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树立起绝不容许战争重演的牢固信念。

　　战后，西德在中小学推行了全方位的二战历史教育。在历史课上，德国史和世界史都有相当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在宗教和品德课上，学生们通过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来认识宗教的多样性。学生们还会常常就“我们是否要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的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能出来阻止？”这样一些题目展开深入讨论；在德语课上，老师会向学生推荐有关反战的小说和剧本，像《安妮日记》这样的书籍都是必读书。为了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许多中小学都会组织学生参观有关纪念馆和展览馆，并请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社会群体是中学生。德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在假期时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是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1977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谢尔明确表示，德国政府反对掩饰甚至美化第三帝国历史，希望各学校在教材中增加有关揭露纳粹罪恶的内容。19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为保护青年人免受美化纳粹言论的毒害，学校应把培养学生的政治判断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学校教育中应该积极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甚至赞扬。

　　荷兰作家布鲁马曾经讲过这样一段经历，在德国一所学校里有一位老教师，看上去与大家很难相处，总是一副很威严的样子。有一天，有些孩子问起他有关“第三帝国”的事情，他竟突然哭了起来。他说，“我们看到了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我们都是有罪的。”

　　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1992年，德国发生了新纳粹分子烧毁难民营的事件。全国各地的民众连续几天走上街头，举行反新纳粹烛光大游行。据统计，当时德国全国有30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是全国人口的27%。而在当年纳粹影响深重的慕尼黑，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游行，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人。布鲁马说，这次大游行向世界展示了，对纳粹有着深刻认识的不只是德国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更是德国的普通民众。

　　在二战时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现在竖立着一座死难者纪念碑。那座纪念碑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它的高大，而是因为1970年12月7日那一天，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二战时，勃兰特曾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有位波兰记者当时这样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下跪了。”1994年，波兰人民纪念华沙起义40周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再次来到华沙，他说：“我们国家的名称总是和数百万波兰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德国人感到羞耻。我请求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一位波兰问题专家曾这样描述波兰人民对德国人的情感变化：上世纪80年代时的民意测验还表明，有32%的波兰人认为德国是最大的危险，而5年之后比例就减少为5%。问起变化原因，华沙大学的一位学生说，德国虽然在战后给了波兰不少经济援助，但波兰人对德国看法的转变却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用金钱换来的。金钱不能熨平波兰人心中痛苦的皱折。没有德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认罪道歉，波兰人是不会原谅的。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波兰人、德国人和来自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年轻人一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举行了“生者游行”活动。波兰总理贝尔卡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举行这个活动就是为了铭记纳粹大屠杀这段悲惨的历史，使年轻人能在宽容、合作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增进了解，塑造未来。

　　原子弹的爆炸，使日本找到了遮掩历史疮疤的借口

　　铭记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捍卫今天的和平。60年过去了，法西斯主义的幽灵远未销声匿迹。在欧洲，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一些国家近年来出现了新纳粹抬头的迹象。在某些国家，极右翼甚至形成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政治气候的变化而蠢蠢欲动。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它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公敌。因此，今年欧洲各国纪念二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严防法西斯主义的回潮。就在纪念活动开始的前夕，德国政府又一次取缔了两个新纳粹组织。

　　对亚洲国家来说，欧洲人对新纳粹沉渣泛起的警惕也是一种警示。在二战的另一个轴心国日本，近年来就出现了右倾化的思潮，右翼势力在政府的纵容下，企图利用修改教科书来篡改历史。

　　几年前，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过一篇专家论文，将日本人对待二战的这种态度与德国人做了一个对比。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于珍珠港或中途岛之战，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把自己看成了受害者，原子弹使日本人产生了错位的感觉。在日本许多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日本军人杀人的照片，而只有广岛遭原子弹炸毁和美国战舰在珍珠港沉没的照片。从日本战后的教育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角色错觉”。

　　60年前的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来说，日本却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当几百万日本鬼子在亚太地区烧杀抢掠，他们是法西斯残暴的实施者。当整个日本岛卷入战争的狂潮，许多普通日本人也就成了疯狂的法西斯追随者。

　　对比德国人、欧洲人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超越了对战犯的审判，走向了人性和民族文化的深处，因此它才能够让当年疯狂追随纳粹的许多普通德国人从心底里产生忏悔之感。反观日本，战后的反思就远未触及到如此深刻的层面。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比起德国纳粹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种令普通日本人神魂颠倒的迷惑力也并不比德国纳粹差多少。当年在日本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的重要性，孩子们用充满稚气的嗓音呼喊着“为天皇而死！”当恶贯满盈的战犯山本五十六的死讯传回日本时，竟有10多万人站在东京街头默哀致敬。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日本兵在美军的包围下为负隅顽抗竟将同伴杀死后吃掉……许多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件事：日本本州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学生在被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老师就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并教训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以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法西斯蛊惑下的疯狂与残暴固然十分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在二战结束60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施暴者对产生疯狂与残暴的原因仍没有深刻的认识。原子弹的爆炸代替了日本人对战争罪恶的反省，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遮掩历史疮疤的借口，仿佛几十年前的疯狂本来就不属于他们。这正是某些日本人今天仍敢恬不知耻地为战犯歌功颂德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断地借修改教科书来篡改历史，就利用了日本民众中的这种受害者心态，后者同时也是前者能够日益猖獗的社会基础。没有全民的深层反思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道歉，就不可能清除右翼滋生的土壤，也会使曾经惨遭蹂躏的亚洲人民对日本未来的走向越来越忧虑。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六期)

　　相关专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