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谧 郑永涛

　　15世纪初，正值永乐大帝朱棣年间，明朝社会出现了中国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与此相适应，明朝文化以《永乐大典》的编纂为标志也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它把集中华 一千多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明文化带到了海外，对当时明显身处于落后环境中的海外人民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但是基于他们本身具有的追求行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内在需求，随着郑和下西洋的频繁和深入，凭着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他们外在的心理压力逐渐内化，成为人们学习追求行进文化、革新除旧的动力源泉。

　　一、郑和下西洋前，亚非诸国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奠定了其产生对中华文明强烈需求的社会基础，也是促使其产生学习、追求明朝先进文化强大动力的重要因素。

　　永乐年间，明朝正处于“倍于往时”的盛世局面，而亚非诸国却相对落后。首先，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说，他们大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时期，有的甚至未开化。像古里国“其位以女腹为嫡，传之姐妹之子”，明显还带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

　　其次，从政教刑法来说，他们完全没有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仍是带有原始性的部落习俗。尽管有些国家中设有国王，但这国王完全不同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只是类似于部落酋长。因此他们并没有一套相应的君主制度来确定其地位和权威。

　　像占城国“其王元日沐浴，用人胆以和，部领献以为礼，谓云：‘通身是胆’也”以此来臣民畏服。至于法制方面，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如占城国“国有大潭，名曰鳄鱼，凡讼不决，令两造骑牛渡潭，曲者鳄鱼食之，直者屡过不食”；爪哇国“其刑惟戮……杀人者，避之三日则原；即获者死”；真腊国“如辩盗真伪，置其手油锅中，真为盗者，手即腐烂，否则皮肉如故。又辨讼曲直，令两家各坐一小石塔三四日，其理曲者，必获证候，或身生各病，理直者略无纤事，谓之天狱。”

　　像这样带有深厚宗教迷信色彩，以国人所敬畏的外物(如鳄鱼)或依据民俗(如天狱)来作为刑律的依据，在明朝使团看来，显然是有悖常情的，但这却是与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又是符情合制的。

　　最后，从风俗习惯上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礼”这个概念，衣不蔽体、食不知味地情况很普遍。不少国家“男女皆裸体，以布围腰”，甚至于“男女皆祼形入池”沐浴，这在中国这个历来注重礼仪，讲究男女有别的国家看来简直是“不堪入目”。

　　日常生活方面，更有“鱼非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好啖蛇蚁虫蚓，与犬同寝食”的怪状，完全是原始部落杂居、生食之习惯。即便是他们中间一些稍显行进、文明的国家，如琉球国、锡兰山国等，也只能说是处于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与赫赫中华相比，仍是有天壤之别的。

　　身处如此闭塞、落后的环境中，亚非国家人民只是基于满足日常温饱的最低生活需求--即人的生存需求。严重滞后的生存环境，决定了这种最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要已经统摄了其一切意志和认识。试想，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可能想到把饭菜做得如何香甜美味呢？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一旦缺乏，“必须由环境给予最适宜的满足，才能防止疾病和主观上的不幸。”可一旦无法满足，其日常行为、语言模式的怪诞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们吃生食、浴人血的举止了。

　　但是，这些需要一直是潜伏在其内心深处的，人类具有向往发展的本能也并不因此而扼杀。相反，一旦外在因素保持良好状态的时候，如好的习惯，丰富的文化环境等，就能极大地激发起这种本能和需求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动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当然必须……而且应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而郑和下西洋，正好提供了这一契机。

　　二、亚非国家人民基于对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普遍要求，抓住郑和下西洋扬威通好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从了解中国的器物文化开始，继而饥渴地追求和吸收制度文化，从而产生了“变其夷习”的强烈愿望。

　　文化在结构上包含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制度文化是指特定的文化观念在政治制度、组织结构、法律典章上的表现。观念文化包含了知识、能力、思想、习俗等，它不同程度地融于器物、技艺和政教礼乐中，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涵。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人类具有学习、吸收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内在需求。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对亚非国家人民的吸引力由来以久，他们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以换取中国完好的手工业品，只是苦于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才限制了其需求的满足。

　　而朱棣取消“海禁政策”和郑和下西洋无疑给亚非国家人民提供了获取中国手工业品的机会。不仅如此，中国人民更把这些精致的手工业品变成一种高超的艺术，一种独特的中国艺术，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引起了亚非国家人民内心的好奇、惊羡与渴求，因为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和审美的需求。

　　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他们主动地频繁地与明朝往来，遣使赴明，互通有无。随着交流的深入和广泛，他们突破了最浅的文化层面，进一步感受到了更高水平的政教文化、礼乐文明，于是心悦诚服地向“礼仪之邦”，吸收他们需要的一切。

　　在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层层深入的过程中，又融合着观念的不断渗透和深入。正是在中华文化不断传播和渗透，亚非人民心理需求不断增强和提升这个相互的过程中，中华文化观念潜移默化于他们的头脑中。”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们产生了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强烈要求“变其夷习”的愿望。

　　1、器物文化

　　审美需要的冲动在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里都会出现，且“审美知觉……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和奇妙的体验。”它的最初表现就是好奇。对于这些习俗文化落后或僻居海隅尚未开化的亚非国家来说，郑和船队初到其，“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无不带给他们审美需要上的感官刺激，而且这种刺激带来的心灵震撼是强烈的、巨大的。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达古里，就受到国王沙米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他说：“故老相传，小国去中国十万余里，何幸得接二位元帅(指郑和、王景弘)台光。……”等到郑和回国，诸国使者也“随和入朝”了。“随和入朝”这一行动的产生乃是他们审美需要被激发后产生好奇心和惊羡之情所致。“如果需要没有被激活，行动就不会产生。”

　　郑和出使亚非各国，本着扬威通好的宗旨，每到一地，总要“开读赏赐”进行贸易，将满载的金银珠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倾囊而出。这些东西不是简单的自然之物，它们做工精细，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娴熟的手工技巧和高超的工艺技术，是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汗水的劳动成果，是饱含着中华文化内蕴的器物。

　　对于这些从未耳闻目睹过的东西，亚非国家人民自然是叹为观止，热烈欢迎，并且产生极其强列欣赏、占有欲望。与此相反，他们供奉之物或贸易之物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海外方物特产，如象牙、珊瑚、胡椒、檀香等，这些都是可以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而不必经过人类再生产的，本身就具有交换价值的自然物品，因此蕴含的文化内涵也就很少甚至于没有。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较好的”文化能满足所有基本人类需要，“较贫乏的”帮不到这一点。身处这种较落后的文化氛围中的亚非国家人民，自然是除了生存需要外难以满足其它更高一级的需要的，就连睡觉、吃饭这些最简单的事，也只能是“寝无榻，食无匕箸”。

　　诚然，“文化是阳光，食物和水，但它不是种子”。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带来的中华文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冲击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其结果是不同的。对于那些文明程度较低，本身心理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国家来说，绝不会是把它湮没，而只能是备受推崇，如获至宝，热情采纳。

　　实际上，这种需要乃是出于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现有落后的生活状态的目的。而反过来，又像马斯洛说，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依赖于需要的动力，依赖于这些需要的满足。

　　中国的器物文化最初带给他们的仅仅是实用和美观，即生活质量的些许提高和审美情趣的些许满足，如占城国“中国青磁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中国精美的瓷器大量输入亚非各国、各地区，原来一些以蕉叶盛食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最喜青花磁器”，开始使用上青花瓷餐具了。

　　有些国家还“好市华人磁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更有甚者，“中国人往贾者，冀其复来，临归，辄留数人为质。”他们对中国器物的喜好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基本上是“慕利”而来，但这“利”不正体现了明朝人民精湛的工艺技巧和独具匠心的创造力，不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尽管是最浅层的，却也令亚非国家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偈暹罗国这样“遣使柰必表贡方物，乞量衡为国中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制度文化

　　马斯洛认为，“我们天生固有一种满足越来越高的需要的驱力。”人的一生实际上都处在不断追求之中，“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即任何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后果是需要被平息，一个更高级需要出现。人类的需要就是以这样一种层次和发展的方式，以这样一种强度和先后的次序，彼此关联起来的。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其文化的恒久魅力自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这些器物文化上，而是着重体现在政教制度和礼仪制度上。“而礼乐文明、赫赫异域，使光天之下，无不治德化焉”，正说明了这问题。在最初的交往过程中，亚非国家人民表现出的对器物文化的强烈渴求，只是最浅层的。

　　一旦它得到了满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更高一级需要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条件。一味自守于其落后的国度中，仅靠郑和下西洋带来先进文明，而被动接受是难以接触到中华文化更深层的，也是难以获得更长足进步的。而遣使访华给他们提供了一睹大国威仪的契机，使他们有机会走出国门，踏上中土，深切感受到中华的政教、礼乐之美，进而主动地学习、吸收中国的制度文化。

　　郑和下西洋，组织起了庞大的外交使团。使团的人员组成，在某种程度上已显示出中国礼仪之讲究。如使团中有舍人一职，专司文书碑额诸事，起草对各国王、酋长、头目的诏书、敕命，同时也接受各国的文书、表章。

　　使团中还有鸿胪寺序班，负责使团与各国交往中的礼仪之事，并教各国使节来华访问所须的各种礼节。这些机构和人员在初到一国或一地时往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和当地人打交道时的一言一行充分展现了的礼仪风范，与当地的民俗嚣淫，举止凶悍粗俗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不能不说带给当地人极大的震撼。他们发现郑和使团不仅带来的是物美，人的服饰、风范、言行更美。加之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往往代皇命敕封各国国王、酋长或头目，并给赐冠服。这种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荣誉的授予既满足了他们要求获得尊重的需求，更使他们感受到中国的礼乐之美，于是纷纷来华，主动请赐冠服，实现其“愿比内郡依华风”的要求。

　　如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渤泥国使臣生阿烈伯成、通事沙扮等在回国前请求明成祖朱棣说：“远夷这人，爷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成祖“嘉而赐之生阿烈伯成镀金银带，沙扮素银带”。当时亚非国家使者若“冠带还国”，即韵味着在中国受到尊重，回到国内，被当作是一件很荣耀而令人羡慕的事，所以他们屡屡以此为请，甚至于主动请求册封王位和疆土。

　　如永乐三年，苏门每件事剌国王“遣使臣阿里来朝贡，诏封为国王及诰……十年，复请其子封为王”。“永乐六年，浡泥国王上言：‘王爵境土，皆属职方，国有后山，乞封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其子暇旺复以为请，遂封今名，御制碑文刻石其上。”这些请命而册封之事，真正体现了明朝“德政这被于诸国者深矣”，而亚非国家则“内慕柔服”，心飞鸣诚服地“宜乎世世献琛于天庭也”。

　　应该说，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所以，在亲眼目睹了中国文物典章之美，感受到中国先进的文化之后，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政教文化的各个方面：浡泥国“敬受华人，君臣士民之服颇效中国”；而琉球国人“好中国图书古器”，且“遣子弟入我中国受学”则更进一步。

　　同时，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传入外国。交止国“尚知祀文宣王，用制科取士，亦犹中华之遗教也”。明代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对此也有记载：“则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节义；不惟其臣有诗才，而其主亦美诗篇，彬彬乎声名文物，匹于朝鲜，超于日本远矣。我太祖科举诏之颁布，真不鄙陋其人，而欲纳之于合教同文之胜也，宜哉。”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被当作是选拔人才的大典，科举考试即便对于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向海外国家颁赐科举制度，就更要求其对中国文化必须有相当深的了解。

　　从这里也可看出，亚非国家人民学习、吸收中华文化的诚意和热情。在他们的这些需要被满足后，比较本国“见习僻陋”就难免感到“获睹天朝太平乐事之盛，死且有光。”如永乐六年八月乙未，浡泥国王来华访问，不幸在会风病逝，留下的遗言却是“体魄托葬中华”。中华文化的魅力以及对诸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仰慕、钦佩中土。如暹罗“国人祀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浡泥“爱敬华人，见华人醉者扶之以归”。

　　不难看出，这种仰慕之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被中华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需要满足后，对华人的感激。尤其是在他们回到本国后，传播了中华的先进文化，更受到其国人的尊崇。三岛国“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座，虽你老亦不得与争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观念文化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指出，在满足了一个需要的前提下，人的“认识能力发生变化，由于机体有了新的兴趣和价值观、注意力、感觉、学习、记忆、遗忘、思维，这一切同样在一个可粗略断定的范围内被改变了”。所以，亚非国家人民在接受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这一层层深入的过程中，在自身需要产生--满足--再产生的螺旋型上升过程中，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不开化到深谙礼乐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浸淫了中华文化观念。

　　郑和下西洋本身就具有使当时文明程度较低或尚未开化的海外国家移风易俗，接受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影响的目的和意义。

　　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月六日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中记载的：“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就说明了这一事实。所以，在海外诸国视为正常现象的习俗，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看来，就显得是野蛮落后、应予革队的东西了。

　　可是，在郑和下西洋前，亚非国家人民却是不自知的，因为他们的文化观念是深植于这种野蛮落后的社会状况之上的。而通过郑和下西洋对明朝先进文化的大力传扬，尤其是亚非诸国访华的日益频繁，受到明朝先进文化浸润越多，越与本国的旧俗形成强烈的反差，其改革本国旧俗的要求越强烈。此时，对先进文明的渴求就成了“变其夷习”的强大动力。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自愿“变其夷习”的观念的产生，是符合其受中华文化影响后，本国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的，也是其追求中华文化在头脑中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观念变化的过程中，郑和下西洋无疑太仓查处一“三无”劣质口罩案中新网苏州5月2日电：随着抗击“非典”战役的升温，市场上用于预防“非典”的消杀、防护等卫生服务器十分抢手。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大捞一把”，做起了发“横财梦”。日前，太仓城厢工商分局加大监管力度，一举查获某经销商销售劣质口罩1.6万余只，有效地打击违法经营行为，维护了“特殊时期”医药用品市场秩序。

　　4月下旬，城厢工商分局在人民路某药店清查时，发现该店销售的口罩既没有包装，也没有标注出处，属地地道道的“三无”(无厂名、无厂址、无产品名称)产品，并获悉该产品的进货上家为昆山籍经销商朱某。于是，该分局顺藤摸瓜，寻找源头。据朱某称，他经销的口罩是从当地太平北路某劳保商店调运而来。

　　于是该分局一气呵成，连续奋战，组织6名工商执法人员迅速出击，冒雨检查，发现仍有1.6万余只劣质口罩还没有脱手。该店主反映，这批口罩是从江阴进货而来，并称对方没有提供合法票据和进货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该分局当场暂扣这批劣质口罩，并将依法对此事作出处理。(闪华)是催化剂，起到了“用容许、促进、鼓励、帮助的方法，把以胚胎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真实的实际的东西”的作用，而这最本质的乃是这种“以胚胎形式存在的东西”，即人尖处于萌牙状态的需求，潜在的需求，也就是亚非国家人民要求进步和文明以及实现这种进步和文明欲望。

　　从郑和使团的帮助、促使到海外诸国自发自愿地学习、吸收，他们自身逐步获得了提高，改变了其野蛮落后的状态。明代严从简在研究了占城国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后，曾评论道：“《星槎胜览》载占城不解正朔但看月生这初，月晦为尽，如此十次盈亏为一岁，昼夜善捶鼓，十更为法。酋长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见月则歌舞饮酒为乐。然观吴惠日记有上元烟火这宴，则已知有节候，非但视月生晦者。惠云夜鼓以八更为节，又与十更异矣。大抵外国虽陋，久与中华往来，渐沾王化，时异制殊，前后难以概视耳。”占城国由原来的“不解正朔”到“已知有节候”的变化确实“前后难以概视耳”，也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观念渗入到占城国人民头脑之后，引起的民俗巨变。

　　这种变化，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朝着更加规律、更加科学、更加文明的方式迈进。同进地，柯枝国人民在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之后中，“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禳，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元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木，诸物繁盛，倍越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沴沴息，靡有害者，盖甚胜矣。’”

　　这段出自柯枝国人民之口的赞叹之辞，鲜明地反映出柯枝国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出现的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原来的“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取而代之的则是“敬长”“慈幼”，“熙熙然而乐”的和谐美好的社会风气。海外诸国原来是“不习衣冠疏礼仪”，现在是“仰慕中国衣冠礼仪”，这无疑不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追求在观念文化上的体现。

　　正是在这转变过程中，海外诸国又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日益为中华所折服，在原先的感激、仰慕之情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归化之心。

　　观念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移风易俗上，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宗教信仰体系，从而真正和明朝政府达到了精神上信仰上的一致，更加巩固了和明朝的友好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宗教信仰来增进感情、加强交流、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首先是因为彼此感情上就产生了共鸣。

　　郑和下西洋时，大多数亚非国家笃信宗教的，其中多为政教合一者。宗教对其国家事务常常有着重大影响，甚至是引导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风向标，是其制订方针政策的依据。尤其是相对于他们社会文化落后状况，这种宗教的心理需求更加强烈，对宗教的信仰更加诚笃。

　　诚然，这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的，反之，这又决定了其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原始性和野蛮性。而此时的中国，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些外来宗教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中国封建社会一千多年的浸润、冲击和沉淀，获得了更长足更广泛的发展，在宗教仪式、戒律、功能、宣传等方面日臻成熟，且独具中国特色。所以，郑和在与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宗教的作用。

　　他针对亚非国家不同的文化状况和宗教信仰，针对其人民固有的不同的宗教感情的心理，分别进行佛教的崇扬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如古里、锡兰山等印度半岛沿岸国家，本来就普遍信仰佛教或伊斯兰教，已经具有优良的宗教传统和礼俗，人民已经有了牢固的宗教情感基础和信仰基础，因此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文化的认同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郑和适时地因地制宜地在古里国建立碑亭，在锡兰山国崇扬佛教，并劝其国王“崇敬佛教，远离外道”，首先取得了他们感情上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凭借宗教方面的优势增进了感情，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前，南洋诸岛国中有不少国家没有建立起对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信仰，所有的只是对传统偶像的盲目的崇拜。像彭亨国“俗渐好怪，刻香木为人像，杀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爪哇国土人“形貌丑黑，猱头赤脚，崇信鬼教，佛书所谓鬼国即此地也。”这种原始宗教最初甚至一直到郑和使团来到此地之前，还能与当地野蛮落后的状况相适应。

　　但随着郑和下西洋及其交流的频繁，随着南洋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其人民在思想观念上的飞跃，其民俗的日益进化，这些原始宗教已丧失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必然无法继续满足人们的信仰需要。

　　故对于他们而言，打破其原有的观念信仰体系，人人都有寻找意义，都有不断建立新的价值的欲望，因为学习和发现未知的东西会给他们带来满足和幸福。所以，南洋国家人民对拥有一种文明的、先进的、深层次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欲望。

　　然而，佛教、伊斯兰教等与封建时代相适应的成熟的宗教却极少且很晚地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传播。如作为南洋大国的爪哇，就是如此。据在东爪哇的德罗洛、德罗乌兰、和卓儿昔等地发现的数十块穆斯林墓碑，爪哇岛最早到十三世纪末才开始有一些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

　　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前，这些国家只是很少地接触一驼些宗教。但是，却引起了当地人民强烈的信仰需求。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伊斯兰教没有得到广泛传播，所以这种需求也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直到郑和下西洋来到当地并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传播，这种需要才最终获得满足。

　　就像马斯洛指出的：“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发现自己的希望活跃起来，并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奋斗。”在他们经历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的过程，其需求像阶梯似的日益攀升且日益满足后，他们积极热情地接受并大力传播了这种宗教。

　　印尼学者茫雅拉查.翁昂.巴林桐岸写的《端古劳》也说明了这种情形：“一四O五年郑和访问爪哇后，一四O七在旧港便产生华人回教社区，接着在一四一一年，在安哥、安卓尔、室里纹、杜板、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虽然当地伊斯兰教最早是由华裔穆斯林传播的，但是，这反过来却也反映了当地土人对伊斯兰教的追求和向往。

　　因为只有建立在爪哇政府接受、支持和人民心理许可、认同的基础上，伊斯兰教才能在爪哇生根发芽。否则，一旦人们固守原有的宗教信仰体系，必然排斥伊斯兰教，又何来回教堂势力发展如此之快，日后伊斯兰教又怎能对当地发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致于在大约1520年前后建立起了伊斯兰王国，并且势力扩展到整个爪哇岛？这一事实，无疑说明了爪哇与当时中国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友好往来和贸易通商的关系，更侧重于宗教信仰和感情上的共鸣和交流，从而达到了精神上的一致和观念上的趋同。这才是观念改变上的最大成效，也是明朝“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的最佳体现。

　　三、结语

　　四海皆兄弟是我们崇高博大的胸怀，把我们的文化，“乘桴浮于海”，传向远方，是我们古哲人的善良愿望。郑和下西洋，就是秉承了这一精神，在海外风雨沧桑几十年，将中华文明的种子撒向了每一个角落。同时，亚非国家人民深深扎根于本国现实的土壤，基于内心深处对先进文化和文明的强烈渴求，积极主动地吸取中华文化的营养，使社会生活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逐步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

　　这一历史事实再一次鲜明地告诉我们：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融合和影响将日益重要，而中华文化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世界文化领域中的一员主干将，对传播世界先进文化，加强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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